柏杨《丑陋的中国人》- 开篇就有收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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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篇就有收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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柏杨《丑陋的中国人》
-我们的丑陋,来自我们不知道自己丑陋。
作者:柏杨
本文是柏杨于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在美国爱荷华大学讲辞(原稿)。
多少年以来,我一直想写一本书,叫[丑陋的中国人]。我记得美国有一本「丑陋的美国人」,写出来之后,美国国务院拿来做为他们行动的参考。日本人也写了一本[丑陋的日本人],作者是驻阿根廷的大使,他阁下却被撤职,这大概就是东方和西方的不同。中国比起日本,好像又差一级,假定我把这本书写出来的话,可能要麻烦各位去监狱给我送 饭,所以我始终没有写。但是我一直想找个机会,把它作一个口头报告,请教全国各阶层的朋友。不过作一个口头报告也不简单,在台北,听我讲演的人,一听说要讲这个题目。就立刻不请我了。所以,今天是我有生以来,笫一次用[丑陋的中国人]讲演,我感到到非常高兴,感谢各位给我这个机会。
有一次,台中东海大学请我讲演,我告诉他们这个题目,我问同学会会长:「会不会有问题?」他说:「怎麽会有问题?」我对他说:「你去训导处打听一下:因为我这个人本来就被当作问题人物。又讲一个问题题目,那可是双
料。」跟训导处谈过之后,他打电话到台北来说:「问题是没有的,不过题目是不是可以改一改?训导处认为题目难 听。」接看把他拟定的一个很长的冠冕堂皇的题目告诉我。他问:「同意不同意?」我说:「当然不同意,不过你一定要改,只好就改。」那是我第一次讲有关「丑陋的中国人」。我对他说:「希望我讲的时候能做个录音,以后我可以把它改写成一篇文章。」他慷慨承诺。结果讲过之后,把录音带寄来,只有开头的几句话,以后就没有了声音。
今年我六十五岁。台北的朋友在三月七日给我做了一个生日。我对他们说:「我活了六十五岁,全是艰难的岁月。」我的意思是:不仅仅我个人艰难,而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艰难。在座的朋友都很年轻,尤其是来自台湾的朋友们, 多数拥有富裕的经济环境,同你们谈「艰难」,你们既不爱听,也不相信,更不了解。我所谈的艰难,不是个人问题, 也不是政治问题,而是超出个人之外的,超出政治层面的整个中国人问题。不仅仅是一个人经历了患难,不仅仅是我这一代经历了患难。假使我们对这个患难没有了解。对这个有毒素的文化没有了解,那麽我们的灾祸还会再度发生,永远无尽无期。
在泰国考伊兰难民营,百分之九十是从越南、柬埔寨、寮国被驱逐出来的中国人,我们所讲的「中国人」不是国籍的意思,而是指血统或文化。有一位中国文化大学华侨研究所的女学生,是派到泰国为难民服务的服务团的一员,到了那裹几天之后,不能忍受,哭着回来。她说:「那种惨状我看不下去。」后来我到了泰国。发现中国难民的处境使人落泪。好比说:中国人不可以有私有财产。而且不能有商业行为,假使你的衣服破了,邻居太太替你缝两针,你给她半碗米作为同报,这就是商业行为,然后泰国士兵会逼看那位太太全身脱光,走到裁判所,问她:「你为什麽做这种违法的事情?」这只是一件很轻微的侮辱我除了难过和愤怒外,只有一个感慨「中国人造了什么孽?为什麽受到这种待遇?前年,我同我太太从巴黎的地下铁出来,看到一个卖首饰的摊子,卖主是一个东方面孔的中年妇女,我同我太太一面挑一面讲,卖主忽然用中国话向我们解释,我们觉得很亲切,问她「你怎麽会讲中国话?」她说:「我是中国人,从越南逃出来的。」她就住在考伊兰难民营,一面说,一面呜咽。我只好安慰她:「至少现在还好,没有挨饿。」在告辞转身 时,听到她叹了一口气「唉!做一个中国人好羞愧!」我对这一声叹息,一生不忘。
十九世纪的南洋岛,就是现在的东南亚,那时还是英国和荷兰的属地。有一个英国驻马来西亚的专员说:「做十九世纪的中国人是一个灾难。」因为他看到中国人在南洋岛像猪仔一样,无知无识,自生自灭,而且随时会受到屠杀。我觉得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比十九世纪的中国人。灾难更大。最使我们痛苦的是:一百年来,中国人的每一个盼望。几乎全部归于幻灭。来了一个盼望,以为中国会从此好起来,结果不但使我们失望,反而更坏。再来一个盼望,而又是一个幻灭,又是一个失望。又是一个更坏。一而再再而三。民族固然长长远的,但个人的生命却是有限。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盼望,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理想,经得起破灭?展望前途,到底是光明的,还是不光明的?真是一苜难尽。四年前,我在纽约讲演,讲到感慨的地方,一个人站起来说:「你从台湾来。应该告诉我们希望,应该鼓舞我们民心。想不到你却打击我们。」一个人当然需要鼓励。问题是,鼓励起来之后怎麽办,我从小就受到鼓励。五、六岁的时候,大人就对我说:
「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!」我想我的责任太大,负担不起。后来我告诉我的儿子:「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!」。现在,儿子又告诉孙子:「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!」一代复一代,一代何其多?到哪一代才能够好起来?
在中国广大的大陆上,「反右」之后接着又来一个「文化大革命」,天翻地覆,自人类有历史以来还没有遇到过这麽大的一场人造浩劫。不仅是生命的损失,最大的损失是对人性的摧残和对高贵品德的摧残。人如果离开了人性和高贵的品德,就跟禽兽毫无区别。十年浩劫使许多人都成了禽兽。这样一个民族:品质堕落到这种地步,怎麽能够站得起来? 在马来西亚,华人占百分之三十几,有次我去博物馆参观,裹面有马来文,有英文,就是没有华文。这不是说有华文就好,没有华文就不好。那是另外一个问题。这个现象一方面说,马来人的心胸不宽广,另一方面,也说明华人没有力量,没有地位,没有受到尊重。泰国的华人说:「我们掌握了泰国稻米的命脉。」不要自己安慰自己,一个法令下来, 你什麽都没有了。
现在,大家谈论最多的是香港,任何一个国家。它的土地被外国抢走。都是一种羞耻。等到收复它的时候,就像失去的孩子一样,同到母亲的怀抱。双方都非常欢喜。各位都知道法国将阿尔安斯、劳兰两个省割给德国的事情,当它们丧失的时候,是多麽痛苦,它们回归的时候,又是多麽快乐。可是我们的香港,一听说要回归祖国,立刻吓得魂飞魄 散。这是怎麽一同事?至于我们在台湾,有些台湾省籍的青年和有些外省籍的青年,主张台湾独立。想当年。三十年 前,当台湾回归祖国的时候,大家高兴得如痴如狂。真是像一个迷途的孩子回到母亲的怀抱一样。三十年之后。为什麽产生了要离家出走的想法?赛普路斯,一边是土耳其人,一边是希腊人。根本是两码子事;言语不一样,种族不一样, 宗教不一样,什麽都不一样,土耳其人可以这样做。而我们,同一个血统,同一个长相,同一个祖先,同一种文化,同一种文字,同一种语言,只不过住的地域不同而已,怎麽会有这种现象?
这种种事情,使得做为一个中国人,不但艰难,而且羞辱、痛苦。就是身在美国的中国人,你不晓得他是怎麽一回事,左、右、中、独、中偏左、左偏中、中偏右、右偏中等等。简直没有共同语言。互相把对方当作杀父之仇,这算是一个什麽样的民族?这算是一个什縻样的国家?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麽历史悠久,没有一个国家有我们这样一脉相传的文化,而且这个文化曾经达到高度的文明。现代的希腊人跟从前的希腊人无关,现代的埃及人跟从前的埃及人无关,而现代的中国人却是古中国人的后裔。为什麽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,这样一个庞大的民族,落到今天这种丑陋的地步?不但受外国人欺负,更受自己人欺负--受暴君、暴官、暴民的欺负。有时侯我在外国公园里停一下。看到外国小孩,他们是那麽快乐,我从内心产生羡慕。他们没有负担,他们的前途坦落,心理健康,充满欢愉。我们台湾的孩子, 到学校去念书。戴上近视眼镜。为了应付功课的压力,六亲不认。他母亲昏倒在地,他去扶她。母亲悲怆的喊:「我死了算了,管我干什麽?你用功罢,你用功罢!」我太太在教书的时候,偶尔谈到题外做人的话,学生马上就抗议:「我们不要学做人,我们要学应付考试。」再看大陆上的一些孩子,从小就要斗,就要诈欺,就要练习出卖朋友同志,就要满口谎言。多可怕的教育,我们要靠下一代,下一代却是这种样子。
我在台湾三十多年,写小说十年,写杂文十年,坐牢十年,现在将是写历史十年,平均分配。为什麽我不写小说 了?我觉得写小说比较间接,要透过一个形式,一些人物,所以我改写杂文。杂文像匕首一样,可以直接插入罪恶的心脏。杂文就好像一个人坐在司机的旁边一直提醒司机,你已经开错了,应该左转,应该右转,应该靠边走,不应该在双黄线上超车,前面有桥,应该放缓油门,前面有一个十字路口,有红灯等等。不停的提醒,不停的叫,叫多了以后就被关进大牢。掌握权柄的人认为:只要没有人指出他的错误,他就永远没有错误。
我自己在牢房裹沉思,我为什麽坐牢,我犯了什麽罪?犯了什麽法?出狱之后,我更不断的探讨,像我这样的遭 遇,是不是一个变态的、特殊的例予?我到爱荷华,正式和大陆的作家在一起,使我发现,像我这种人,上帝注定要我坐牢,不在台湾坐牢,就在大陆坐牢。他们同我讲:「你这个脾气,到不了红卫兵,到不了文化大革命,反右就把你反掉了。」为什麽一个中国人,稍微胆大心粗一点,稍微讲一点点实话,就要遭到这种命运?我遇到很多在大陆坐过牢的人,我间他们:「你为什麽坐牢?」他们说:「讲了几句实话。」就是这样。为什麽讲了几句实话就会遭到这样的命 运?我认为这不是个人的问题,而是中国文化的问题。前几天,有位从北京来的「全国作家协会」的党书记,我同他 谈,把我气得讲不出话来。我觉得我吵架还蛮有本领,可是那一次真把我一棍于打闷了。但不能怪他,甚至于在台北关我的特务,都不能责备,换了各位,在那个环境之中,纳入那种轨道之后,也可能会有那样的反应,因为你觉得做得是对的。我也会那样做。因为我认为我做得是对的,甚至可能比他们更坏。常听到有人说:「你的前途操在自己手裹。」我年纪大了之后,觉得这话很有问题,事实上是,一半操在自己之手,一半操在别人之手。
一个人生活在世上,就好像水泥搅拌器裹的石子一样,运转起来之后,身不由主。使我们感觉到,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,而是社会问题,而是文化问题。耶稣临死的时候说:「宽容他们,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。」年轻时候读这句话, 觉得稀松平常,长大之后,也觉得这句话没有力量。但是到了我现在这个年龄,才发现这句话多縻深奥,多麽痛心。使我想到我们中国人,成了今天这个样子,我们的丑陋,来自于我们不知道我们丑陋。我到爱荷华,因为中华民国跟美国没有邦交,我们夫妇的经费是由爱荷华大学出一半,再出私人捐助一半。捐助一半的是爱荷华燕京饭店老板,一位从没有回过中国的中国人裴竹章先生,我们从前没见过面,捐了一个这麽大的数目,使我感动。他和我谈话,他说:「我在没有看你的书之前,我觉得中国人了不起,看了你的书之后,才觉得不是那麽一回事,所以说,我想请你当面指教。] 裴竹韦先生在发现我们文化有问题后,深思到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品质有问题,我第一次出国时,孙观汉先生跟我讲:
「你回国之后,不准讲一句话:唉!中国人到那裹都是中国人。」我说:「好,我不讲。」回国之后,他问我:「你讲得怎麽样?」我说:「还是不准讲的那句话:中国人到那裹都是中国人。」他希望我不要讲这句话。是他希望中国人经过若千年后,有所改变,想不到并没有变。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品质真的有了问题?是不是上帝造我们中国人的时候, 就赋给我们一个丑陋的内心?我想不应是品质问题,这不是自找安慰,中国人可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之一,在美国各大学考前几名的,往往是中国人,许多大科学家,包括中国原子科学之父孙观汉先生,诺贝尔奖金得主杨振宁、李政道先生,都是第一流的头脑。中国人并不是品质不好,中国人的品质足可以使中国走到一个很健康、很快乐的境界,我们有资格做到这一点,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国家。但我们不必整天要我们的国家强大,国家不强大有什麽关系?只要人民幸福。在人民幸福了之后,再去追求强大不迟。我想我们中国人有高贵的品质。但是为什麽几百年以来,始终不能使中国人脱离苦难?什麽原因?
我想冒昧的提出一个综合性的答案,那就是,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滤过性病毒,使我们子子孙孙受了感染,到今天都不能痊愈。有人说:「自己不争气,却怪祖先。」这话有一个大漏洞。记得易卜先生有一出名剧(按,[本鬼]), 有梅毒的父母,生出个梅毒的儿子,每次儿子病发的时候:都要吃药。有一次,儿子愤怒的说:「我不要这个药,我宁愿死。你看你给我一个什麽样的身体?」这能怪他而不怪他的父母?我们不是怪我们的父母。我们不是怪我们的祖先, 假定我们要怪的话,我们要怪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什麽样的文化?这麽一个庞大的国度,拥有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一个庞大民族,却陷入贫穷、愚昧、斗争、血腥等等的流沙之中,难以自拔。我看到别的国家人与人之间的相处,心裹充满了羡慕。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。产生了现在这样的一个现象,使我们中国人具备了很多种可怕的特徵。最明显的特徵之一就是脏、乱、吵。台北曾经一度反脏乱。结果反了几天也不再反了。我们的厨房脏乱。我们的家庭脏乱。有很多地方,中国人一去,别人就搬走了。我有一个小朋友,国立政治大学毕业的,嫁给一个法国人,住在巴黎,许多朋友到欧洲旅行都在她家,打过地铺。她跟我说:「她住的那栋楼裹,法国人都搬走了,东方人都搬来了。」(东方人的意 思,有时候是指整个东方,有时候专指中国人。)我听了很难过,可是随便看看,到处是冰淇淋盒子、拖鞋;小孩子到处跑,到处乱画,空气裹有潮湿的霉味。我问:「你们不能弄干净吗?」她说:「不能。」不但外国人觉得我们脏,我们乱。经过这麽样提醒之后,我们自己也觉得我们脏、我们乱。至于吵,中国人的嗓门之大,真是天下无双,尤以广东老乡的噪门最为叫座。有个发生在美国的笑话:两个广东人在那裹讲悄悄话,美国人认为他们就要打架,急拨电话报 案,警察来了,问他们在干什麽?他们说:「我们正耳语。」
为什麽中国人声音大?因为没有安全感,所以中国人嗓门特高,觉得声音大就是理大:只要声音大、噪门高,理都跑到我这裹来了,要不然我怎麽会那麽气愤?我想这几点足使中国人的形象受到破坏,使我们的内心不能平安。因为 吵、脏、乱,自然会影响内心,窗明几净和又脏又乱,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。
至于中国人的窝里斗,可是天下闻名的中国人的重要特性。每一个单独的口本人。看起来都像一条猪,可是三个日本人加起来就是一条龙:曰本人的团队精神使日本所向无敌。中国人打仗打不过日本人,做生意也做不过日本人,就在台北,三个日本人做生意,好,这次是你的,下次是我的。中国人做生意,就显现出中国人的丑陋程度,你卖五十。我卖四十,你卖三十,我卖二十。所以说。
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条龙,中国入讲起话来头头是道。上可以把太阳一口气吹灭,下可以治国平天下。中国人在单独一个位置上。譬如在研究室里,在考场上,在不需要有人际关系的情况下,他可以有了不起的发展。但是三个中国人加在一起,三巨条龙加在一起。就成了一条猪、一条虫,甚至连虱都不如。
因为中国人最拿手的是内斗。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内斗,中国人永远不团结,似乎中国人身上缺少团结的细胞,所以外国人批评中国人不知道团结,我只好说:「你知道中国人不团结是什麽意思?是上帝的意思!因为中国有十亿人口,团结起 来,万众一心,你受得了?是上帝可怜你们,才教中国人不团结。」我一面讲,一面痛彻心腑。
中国人不但不团结,反而有不团结的充分理由,每一个人都可以把这个理由写成一本书。各位在美国看得最清楚, 最好的标本就在眼前,任何一个华人社会,至少分成三百六十五派,互相想把对方置于死地。中国有一句话:一个和尚担水吃,两个和尚抬水吃,三个和尚没水吃。」人多有什麽用?中国人在内心上根本就不了解合作的重要性。可是你说他不了解,他可以写一本团结重要的书给你看看。我上次(一九八一)来美国,住在一个在大学教书的朋友家裹,谈得头头是道,天文地理,怎麽样救国等等,第二天我说:「我要到张三那儿去一下。」他一听是张三,就眼冒不屑的火 光,我说:「你送我去一下吧!」他说:「我不送,你自己去好了。」都在美国学校教书,都是从一个家乡来的,竟不能互相容忍,那还讲什麽理性?所以中国人的窝裹斗,是一项严重的特徵。
各位在美国更容易体会到这一点,凡是整中国人最厉害的人不是外国人,而是中国人。凡是出卖中国人的:也不是外国人,而是中国人。凡是陷害中国人的,不是外国人,而是中国人。在马来西亚就有这样的一个故事:有一个朋友住在那儿开矿,一下子被告了,告得很严重,追查之下,告他的原来是个老朋友,一块从中国来的,在一起打天下的。朋友质问他怎麽做出这种下流的事?那人说:「一块儿打天下是一块儿打天下,你现在高楼大厦,我现在搞的没办法,我不告你告谁?」所以搞中国人的还是中国人。譬如说,在美国这麽大的一个国度,沧海一粟。怎麽会有人知道你是非法入境?有人告你麽!谁告你?就是你身边的朋友,就是中国人告你。有许多朋友同我说:如果顶头上司是中国人时,你可要特别注意。特别小心,他不但不会提升你,裁员时还会先开除你。因为他要「表示」他大公无私,所以我们怎麽能跟犹太人比?我常听人说:「我们同犹太人一样,那麽勤劳。」我觉得这话应该分两部分来讲,一个是,中国人的勤劳美德,在大陆已被四人帮整个破坏。几千年下来,中国唯一最重要的美德--勤劳,现在已不存在。第二,我们拿什麽来跟犹太人比?像报纸上说的:以色列国会里吵起来了,不得了啦,三个人有三个意见。但是,却故意抹杀一件事情,一旦决定了之后,却是一个方向,虽然吵得一塌煳涂,外面还在打仗,敌人四面包围。仍照旧举行选举!各位都现白,选举的意义是必须有一个反对党,没有反对党的选举,不过是一台三流的野台戏。在我们中国,三个人同样有三个意见, 可是,跟以色列不一样的是,中国人在决定了之后。却是三个方向。好比说今天有人提议到纽约,有人提议到旧金山, 表决决定到纽约。如果是以色列人,他们会去纽约。如果是中国人,哼,你们去纽约,我有我的自由,我还是去旧金 山。我在英国影片中,看见一些小孩子在争,有的要爬树,有的要游泳,闹了一阵之后决定表决,表决通过爬树,于是大家都去爬树。我对这个行为有深刻的印象,因为民主不是形式,而是生活的一部分。我们的民主是「以示民主」:投票的时候,大官还要照个相,表示他降贵纡尊,民主并没有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,只成为他表演的一部分。
中国人的不能团结,中国人的窝裹斗,是中国人的劣根性。这不是中国人的品质不好,而是中国的文化中,有滤过性的病毒,使我们到时侯非显现出来不可,使我们的行为不能自我控制,明知道这是窝里斗,还是要窝里斗。锅砸了大家都吃不成饭,天塌下来有个子高的可以顶。因为这种窝里斗的哲学,使我们中国人产生了一种很特殊的行为死不认 错。各位有没有听到中国人认过错?假如你听到中国人说:「这件事我错了。」你就应该为我们国家民族额手称庆。我女儿小的时候,有一次我打了她,结果是我错怪了她,她哭得很厉害,我心里很难过。我觉得它是幼小无助的,她只能靠父母,而父母突然一翻脸,是多麽可怕的一件事。我抱起她来,我说:「对不起,爸爸错了,爸爸错了,我保证以后不再犯,好女儿,原谅爸爸。」她役久很久以后才不哭。这件事情过去之后,我心里一直很痛苦,但是我又感到无限骄傲,因为我向我的女儿承认自己错误。
中国人不习惯认错,反而有一万个理由。掩盖自己的错误。有一句俗话:「闭门思过。」思谁的过?思对方的过? 我教书的时侯,学生写周记,检讨一周的行为,检讨的结果是:「今天我被某某骗了,骗我的那个人,我对他这麽好, 那麽好,只因为我太忠厚。」看了对方的检讨,也是说他太忠厚。每个人检讨都觉得自己太忠厚?那麽谁不忠厚呢?不能够认错是因为中国人丧失了认错的能力。我们虽然不认错,错还是存在,并不是不认错就没有错。为了掩饰一个错, 中国人就不得不用很大的力气,再制造更多的错,来证明第一个错并不是错。所以说,中国人喜欢讲大话。喜欢讲空 话,喜欢讲假话,喜欢讲谎话,更喜欢讲毒话--要毒的话。不断夸张我们中华民族大汉天声,不断夸张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宏扬世界。因为不能兑现的缘故,全都是大话、空话。我不再举假话、谎话的例子,但中国人的毒话,却十分突出, 连闺房之内,都跟外国人不同。外国夫妻昵称「蜜糖」「打铃」,中国人却冒出:「杀千刀的」。一旦涉及政治立场或争权夺利的场合,毒话就更无限上纲,使人觉得中国人为什麽这麽恶毒、下流?
我有位写武侠小说的朋友,后来改行做生意,有次碰到他,问他做生意可发了财?他说:「发什麽财?现在就要上吊!」我问他为什麽赔了?他说:「你不晓得,和商人在一起。同他讲了半天,你还是不知道他主要的意思是什麽。」很多外国朋友对我说:「和中国人交往很难,说了半天不晓得他心裹什麽想法。」我说:「这有什麽稀奇,不要说你们洋人,就中国人和中国人来往,都不知道对方心里想的什麽。」要察颜观色,转弯抹角,问他说:「吃过饭没有?」他说:「吃了」其实没有吃,肚子还在叫。譬如说选举,洋人的作风是:「我觉得我合适,请大家选我。」中国人却是诸葛亮式的:即令有人请他,他也一再推辞:「唉!我不行啊!我那里够资格?」其实你不请他的话,他恨你一辈于。好比这次请我讲演,我说:「不行吧!我不善于讲话呀!」可是真不请我的话,说不定以后台北见面,我会飞一块砖头报你不请我之仇。一个民族如果都是这样,会使我们的错误永远不能改正。往往用十个错误来掩饰一个错误,再用一百个错误来掩饰十个错误。
有一次我去台中看一位英国教授,有一位也在那个大学教书的老朋友,跑来看我,他说:「晚上到我那儿去吃
饭。」我说:「对不起,我还有约。」他说:「不行,一定要来!」我说:「好吧,到时候再说。」他说:「一定来, 再见!」我们中国人心里有数,可是洋人不明白。办完事之后?到了吃晚饭的时候,我说:「我要回去了。」英国教授说:「哎!你刚才不是和某教授约好了的吗?要到他家去啊。」我说:「哪有这回事?」他说:「他一定把饭煮好了等你。」外国人就不懂中国人这种心口不一的这一套。这种种情形,使中国人生下来就有很沉重的负担,每天都要去揣摩别人的意思。如果是平辈朋友,还没有关系。如果他有权势,如果他是大官,如果他有钱,而你又必须跟他接近,你就要时时刻刻琢磨他到底在想什么?这些都是精神浪费。所以说,有句俗话:「在中国做事容易,做人难。」「做人」就是软体文化,各位在国外住久了,回国之后就会体会到这句话的压力。做事容易,二加二就是四,可是做人就难了,二加二可能是五,可能是一,可能是八百五十三, 你以为你讲了实话,别人以为你是攻击你难道要颠覆政府呀?这是一个严重的课题,使我们永远在一些大话、空话、假话、谎话、毒话中打转。我有一个最大的本领,开任何会议时,我都可以坐在那裹睡觉,睡醒一觉之后,会也就结束。为什麽呢?开会时大家讲的都是连他自己都不相信的话,听不听都一样。不只台湾如此,大陆尤其严重。今年(一九八四)参加国际作家写作计划的一位大陆着名的女作家谌容,写了一篇小说《真真假假》,推荐给各位,务请拜读。环境使我们说谎,使我们不能诚实。我们至少应该觉得,坏事是一件坏事,一旦坏事被我们认为是一件荣耀的事,认为是无所谓的事的话,这个民族的软体文化就开始下降。好比说偷东西被认为是无所谓的事,不是不光荣的事,甚至是光荣的事,这就造成一个危机,而我们中国人正面对这个危机。
因为中国人不断的掩饰自己的错误,不断的讲大话、空话、假话、谎话、毒话,中国人的心灵遂完全封闭,不能开阔。中国的面积这麽大,文化这麽久远,泱泱大国,中国人应该有一个什麽样的心胸?应该是泱泱大国的心胸。可是我们泱泱大国民的心胸只能在书上看到,只能在电视上看到。你们看过哪一个中国人有泱泱大国民的胸襟?只要瞪他一 眼,马上动刀子。你和他意见不同试一试?洋人可以打一架之后回来握握手,中国人打一架可是一百年的仇恨,三代都报不完的仇恨!为什麽我们缺少海洋般的包容性?
没有包容性的性格,如此这般狭窄的心胸,造成中国人两个极端,不够平衡。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卑。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傲。自卑的时候,成了奴才;自傲的时候,成了主人!独独的,没有自尊。自卑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是团狗屎,和权势走得越近,脸上的笑容越多。自傲的时候觉得其他的人都是狗屎。不屑一顾。变成了一种人格分裂的奇异动物。
在中国要创造一个奇迹很容易,一下子就会现出使人惊异的成就。但是要保持这个奇迹,中国人却缺少这种能力。一个人稍稍有一点可怜的成就,于是耳朵就不灵光了。眼睛也花了,路也不会走了,因为他开始发烧。为了两篇文章就成了一个作家。拍了两部电影就成了电影明星,当了两年有点小权的官就成了人民救星,到美国来念了两年书就成了专家学人;这些都是自我膨胀。台湾曾经出过一个车祸,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出去旅行,车掌小姐说:「我们这位司机先生,是天下一流的司机,英俊、年轻。」那位司机先生立刻放开方向盘,同大家拱手致意。这就是自我膨胀,他认为他技术高明,使他虽不扶方向盘,照样可以开车。若干年前,看过一部电影。有一次,罗马皇帝请了一个人来表演飞翔,这个人自己做了一对翅膀,当他上塔之前,展示给大家看,全场掌声雷动。他一下子膨胀到不能克制,觉得伟大起来,认为不要这对翅膀照样可以飞,接看就顺看梯子往上爬,他太太拉他说:「没有这个东西是不能飞的,你怎麽可以这个样子?」他说:「你懂什麽?」他太太追他,他就用脚踩他太太的手。他到了塔上后,把盖子一盖,伟大加三 级,再往下一跳,噗通一声就没有了。观众大发脾气:我们出钱是看飞的,不是看摔死人的,教他太太飞。他太太凄凉的对她丈夫在天之灵说:「你膨胀的结果是,害了你自己,也害了你的妻子。」
中国人是天下最容易膨胀的民族,为什麽容易膨胀?因为中国人「器小易盈」,见识太少,心胸太窄,稍微有一点气候,就认为天地虽大,已装他不下。假如只有几个人如此。还没有关系,假使全民族,或是大多数,或者是较多数的中国人都如此的话,就形成了民族的危机。中国人似乎永远没有自尊,以至于中国人很难有平等观念。你如果不是我的主人,我便是你的主人。这种情形影响到个人心态的封闭,死不认错。可是又不断有错,以致使我们中国人产生一种神经质的恐惧。举一个例子来说明:台北有个朋友,有一次害了急病,被抬到中心诊所,插了一身管子,把他给救活了。两三天之后:他的家人觉得中心诊所费用较大,预备转到荣民总医院,就跟医生去讲,医生一听之下大发雷霆。说:「我好不容易把他的命救回来,现在要转院呀。」于是不由分说,把管子全部拔下,病人几乎死掉,朋友向我谈起这件事时,既悲又愤,我向他说:「你把那医生的名字告诉我,我写文章揭发他。」他大吃一惊说:「你这个人太冲动,好事,早知道不跟你讲。」我听了气得发疯,我说:「你怕什麽?他只不过是个医生而已,你再生病时不不找他便是了, 难道他能到你家非看病报复不可?再说,他如果要对付的话,也只能对付我,不会对付你。是我写的,我都不怕,你怕什麽?」他说:「你是亡命之徒。」我觉得我应该受到赞扬的,反而受到他的奚落。我想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,他是我很好的朋友。人也很好,他讲这些话是因为他爱护我,不愿意我去闯祸。然而这正是神经质的恐惧,这个也怕,那个也怕。
记得我第一次到美国来,纽约发生了一次抢案,是一个中国人被抢,捉到强盗后,他不敢去指认。每个人都恐惧的不得了。不晓得什麽是自己的权利,也不晓得保护自己的权力,每遇到一件事情发生,总是一句话:「算了,算了。」
「算了算了」四个字,不知害死了多少中国人,使我们民族的元气,受到挫伤。我假如是一个外国人,或者,我假如是一个暴君,对这样一个民族,如果不去虐待它的话,真是天理不容。这种神经质的恐惧,是培养暴君、暴官最好的温 床,所以中国的暴君、暴官,永远不会绝迹。中国传统文化里--各位在《资治通监》中可以看到一再强调明哲保身,暴君暴官最喜欢,最欣赏的就是人民明哲保身,所以中国人就越来越堕落萎缩。
中国文化在春秋战国时代,是最灿烂的时代。但是从那个时代之后,中国文化就被儒家所控制。到了东汉,政府有个规定,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发言、辩论、写文章,都不能超出他老师告诉他的范围,这叫做「师承」。如果超出师承, 不但学说不能成立,而且还违犯法条。这样下来之后,把中国知识分子的想像力和思考力,全都扼杀、僵化。就像用塑胶口袋往大脑上一套,滴水不进。一位朋友说,「怎麽没有思考力?我看报还会发牢骚。」思考是多方面的事,一件事不仅有一面,不仅有两面,甚至有很多面。孙观汉先生常用一个例子,有一个球:一半白,一半黑,看到白的那半边的人,说它是个白球。另一边的人,则说它是个黑球,他们都没有错,错在没有跑到另一边去看,而跑到另一边看,需要想像力和思考力。当我们思考问题时,应该是多方面的。
有一则美国的小幽默,一位气象学系老师举行考试,给学生一个气压计,叫他用「气压计」量出楼房的高度,意思当然是指用「气压」测量高度。但那位学生却用很多不同方法,偏偏不用「气压」,老师很生气,就给他不及格,学生控诉到校方委员会,委员会就问他为什麽要那麽同答?他说:「老师要我用那个「气压计」来量楼有多高。他并没有说一定要用「气压」,我当然可以用我认为最简单的方法。」委员会的人问他:「除了那些方法之外,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?」学生:「还有很多,我可以用绳子把气压计从楼上吊下来,再量绳子,就知道楼有多高。」「还有没有别的方 法?」学生说:「还有,我可以找到这栋楼房的管理员,把这个气压计送给他,让他告诉我这个楼有多高。」这个学生并不是邪门,他所显示的意义,就是一种想像力和思考力,常使浆煳脑筋吓死。
还有一种「买西瓜学」,老板对伙计说:「你一出门,往西走,第一道桥那里,就有卖西瓜的,你给我买两斤西 瓜。」伙计一出门。往西走,没有看见桥,也没有卖西瓜的,于是就空手回来。老板骂他混蛋,没有头脑。他说:「东边有卖的。」老板问他:「你为什麽不到东边去?」他说:「你没叫我去。」老板又骂他混蛋。其实老板觉得这个伙计老实,服从性强,没有思考能力,才是真正的安全可靠。假如伙计出去一看,西边没有,东边有。就去买了,瓜又便 宜、又甜。回去之后老板会夸奖他说:「你太聪了,了不起,做人正应该如此,我很需要你。」其实老板觉得这个家伙靠不住,会胡思乱想。各位。有思考能力的奴隶最危脸,主子对这种奴隶不是杀就是赶。这种文化之下孕育出来的人, 怎能独立思考?因为我们没有独立思考训练,也恐惧独立思考。所以中国人也缺少鉴赏能力,什麽都是和稀泥。没有是非,没有标准。中国到今天这个地步,应该在文化里找出原因。
这个文化,自从孔丘先生之后,四千年间,没有出过一个思想家,所有认识字的人,都在那裹注解孔丘的学说,或注解孔丘门徒的学说,自己没有独立的意见,因为我们的文化不允许这样做,所以只好在这潭死水中求生存。这个潭, 这个死水,就是中国文化的酱缸,酱缸发臭,使中国人变得丑陋。就是由于这个酱缸深不可测,以至许多问题,无法用自己的思考来解决,只好用其他人的思考来领导。这样的死水,这样的酱缸,既使是水蜜桃丢进去也会变成干屎橛。外来的东西一到中国就变质了,别人有民主,我们也有民主,我们的民主是:「你是民,我是主。」别人有法制,我们也有法制,别人有自由,我们也有自由,你有什麽,我就有什麽。你有斑马线,我也有斑马线-当然,我们的斑马线是用来引诱你给车子压死的。
要想改变我们中国人的丑陋形象,只有从现在开始,每个人都想办法把自己培养成鉴赏家。我们虽然不会演戏。却要会看戏,不会看戏的看热闹,会看戏的看门道。鉴赏家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。我记得刚到台湾的时候,有一个朋友收集了很多贝多芬的唱片。有七、八套,我请求他送一套或卖一套给我,他当场拒绝,因为每一套都由不同的指挥和乐队演奏,并不一样。我听了很惭愧,他就是一个鉴赏家。
上一次美国总统竞选的时候,我们看到侯选人的辩论,从不揭露对方阴私,因为这样做选民会免得你水准不够,丧失选票。中国人的作法就不一样,不但专门揭露阴私,而且制造阴私,用语恶毒。什麽样的土壤长什麽样的草,什麽样的社会就产生什麽样的人。人民一定要自己够水准,人民自己如果不够水准,还去怪谁?对一个不值得尊敬的人,我们却直着脖子叫他万岁。那你能怪他骑到你头上?拿钱买选票这种事情,使人痛心,选民在排着队选举,一看到人在付钱买票,有人就问:「怎麽不给我呀?」这种人还配实行民主?民主是要自己争取的,不能靠别人赏赐。现在,常有人 讲:「政府放宽多了。」这是很可怕的事情,自由、权利是我们的,你付给我,我有,你不付给我,我也有。我们如果有鉴赏能力,就一定要争取选举。严格选择对象。我们没有鉴赏的能力,连美女和麻子脸都分不出。能够怪谁?好比说画画,假使我柏杨画了毕加索的假画,有人看到说:「这真好|」花五十万美金买下来了,请问你买了假画能怪谁?是你瞎了眼!是你没有鉴赏能力。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。真的毕加系的画就不会有人卖了:假画出笼,真画家只好饿死。买了假画不能怪别人,只能怪自己。就好像有一个人请来了一个裁缝师傅修他的门。结果把门装颠倒了,主人说:「你瞎了眼?」裁缝师傅说:「谁瞎了眼?瞎了眼才找错人!」这个故事我们要再三沉思。没有鉴赏力。就好像是瞎了眼的主人。
中国人有这麽多丑陋面,只有中国人才能改造中国人。但是外国人有义务帮助我们,不是经济帮助,而是文化帮 助。因为中国船太大,人太多,沉下去之后,会把别人也拖下漩涡淹死。在座的美国朋友,请接受我们伸出的双手。最后一点,我的感想是:我们中国人口太多,仅只十亿张大的口,连喜马拉雅山都能吞进去,使我们想到,中国人的苦难是多方面的,必须每一个人都要觉醒。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好的鉴赏家,我们就能鉴赏自己,鉴赏朋友,鉴赏国家领导人物。这是中国人目前应该走的一条路,也是唯一的一条路。
中国人与酱缸
本文是柏杨于一九八一年八月十六日在美国纽约孔子大厦的讲辞。
今天主席给我的题目是“中国人与酱缸”,如果这是一个学术讨论会,我们就要先提出来,什么是中国人?什么是酱缸? 我想我不再提出来了,因为这是一个画蛇添足的事情。世界上往往有一种现象是:人人都知道的事,如果把它加一个定义的 话,这事的内容和形式却模糊了,反而不容易了解真相,在这种情况之下,讨论不容易开始。
记得一个故事,一个人问一位得道的高僧———佛教认为人是有轮回转生的,说:“我现在的生命既是上辈子的转生,我能不能知道我上辈子是个什么样的人?既是下辈子又要转生,能不能告诉我下辈子又会转生什么样的人?”这位得道高僧告诉他四句话:“欲知前世因,今生受者是;欲知后世果,今生做者是。”假定你这辈子过的是很快乐的生活,你前辈子一定是个正直宽厚的人;假定你这辈子有无穷的灾难,这说明你上辈子一定做了恶事。这个故事给我们很大的启示。在座的先生小姐, 如果是佛教徒的话,一定很容易接受,如果不是佛教徒的话,当然不认为有前生后世,但请你在哲理上观察这段答问。
我的意思是,这故事使我们联想到中国文化。在座各位,不管是哪一个国籍的人,大多数都有中国血统,这个血统不是任何方法可以改变的。不高兴是如此,高兴也是如此。我们所指的中国人是广义的,并不专指某一个特定地区,而只指血统。
中国人近两百年来,一直有个盼望,盼望我们的国家强大,盼望我们的民族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。但是,多少年以 来,我们一直衰弱,我们一直受到外人的歧视,原因在什么地方?当然我们自己要负责任。但是,从文化上追寻的话,就会想到刚才所说的那个故事,为什么我们到今天,国家还不强大?人民还受这么多灾难?从无权无势的小民,到有权有势的权贵, 大家方向都是一样的,都有相同的深切盼望,也有相同的深切沮丧。
我记得小时候,老师向我们说:“国家的希望在你们身上。”但是我们现在呢?轮到向青年一代说了:“你们是国家未来的希望。”这样一代一代把责任推下去,推到什么时候?海外的中国人,对这个问题更加敏感,也盼望得更为殷勤。今天我们国家遭到这样的苦难,除了我们自己未能尽到责任以外,传统文化给我们的包袱是很沉重的,这正是所谓前生因,今世果。
前天我在波士顿博物馆,看到里面陈列着我们祖母时代的缠足的鞋子。我亲身的经验是,像我这样年纪的妇女,在她们那时候都是缠足的,现在你们年轻人听来简直难以想像。为什么我们文化之中,会产生这种残酷的东西?竟有半数的中国人受到这种迫害,把双脚裹成残废,甚至骨折,皮肉腐烂,不能行动。而在我们历史上,竟长达一千年之久。我们文化之中,竟有这种野蛮部分?而更允许它保留这么长的时间,没有人说它违背自然,有害健康,反而大多数男人还认为缠小脚是值得赞美的。而对男人的迫害呢?就是宦官。根据历史记载,宋王朝以前,但凡有钱有权人家,都可自己阉割奴仆。这种事情一直到十一世纪,也就是宋王朝开始后,才被禁止。这种情形,正说明我们文化里有许多不合理性的成分。而在整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中,不合理性的成分,已到了不能控制的程度。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,都像长江大河,滔滔不绝地流下去,但因为时间久了,长江大河里的许多污秽肮脏的东西,像死 鱼、死猫、死耗子,开始沉淀,使这个水不能流动,变成一潭死水,愈沉愈多,愈久愈腐,就成了一个酱缸,一个污泥坑,发酸发臭。
说到酱缸,也许年轻朋友不能了解。我是生长在北方的,我们家乡就有很多这种东西,我不能确切知道它是用什么原料做的,但各位在中国饭馆吃烤鸭的那种作料就是酱。酱是不畅通的,不像黄河之水天上来那样澎湃。由此死水不畅,再加上蒸发,使沉淀的浓度加重加厚。我们的文化,我们的所谓前生因,就是这样。
中国文化中最能代表这种特色的是“官场”。过去知识分子读书的目的,就在做官。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“场”,是由科举制度形成,一旦读书人进入官场之后,就与民间成为对立状态。那个制度之下的读书人,惟一的追求目的,就是做官,所谓书中自有颜如玉,书中自有黄金屋。读书可以做官,做了官就有美女和金钱。从前人说,行行出状元,其实除了读书人里有状元,其他人仍是不值一文的工匠。那时候对其他阶层的人,有很多制度,不能穿某种衣服,不能乘某种车子。封建社会一切都以做官的人的利益为前提。封建社会控制中国这么久,发生这么大的影响和力量,在经济上的变化比较小,在政治上却使我们长期处在酱缸文化之中,特征之一就是以官的标准为标准,以官的利益为利益,使我们的酱缸文化更加深、更加浓。
在这种长期酱在缸底的情形下,使我们中国人变得自私、猜忌。我虽然来美国只是短期旅行,但就我所看到的现象,觉得美国人比较友善,比较快乐,经常有笑容。我曾在中国朋友家里看到他们的孩子,虽然很快乐,却很少笑,是不是我们中国人面部肌肉构造不一样?还是我们这个民族太阴沉?
由于民族的缺乏朝气,我们有没有想到,造成这样的性格,我们自己应该负起责任?中国人的人际之间,互相倾轧,绝不合 作。这使我想起了一个日本侦探长训练他的探员,要求他属下看到每一个人,都要怀疑他是不是盗贼。这种心理状态用于训练刑事警察是好的,但是中国人心里却普遍地有这种类似情况:对方是不是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好处?形成彼此间的疑惧,这种疑惧使中国人变成一盘散沙。
我们是这样大的一个国家,有资源,有人口,八亿或者十亿,能够同心协力的话,我们在亚洲的情况,哪里会不及日本? 由于长期的专制封建社会制度的斫丧,中国人在这个酱缸里酱得太久,我们的思想和判断,以及视野,都受酱缸的污染,
跳不出酱缸的范围。年代久远下来,使我们多数人丧失了分辨是非的能力,缺乏道德的勇气,一切事情只凭情绪和直觉反应, 而再不能思考。一切行为价值,都以酱缸里的道德标准和政治标准为标准。因此,没有是非曲直,没有对错黑白。在这样的环境里,对事物的认识,很少去进一步地了解分析。在长久的因循敷衍下,终于来了一次总的报应,那就是“鸦片战争”。
鸦片战争是外来文化横的切入,对中国人来说,固然是一次“国耻纪念”,但从另一角度看,也未尝不是一次大的觉醒。日本对一些事情的观察,跟我们似乎不同。十八世纪时,美国曾经击沉了日本两条船,使日本打开门户,日本人认为这件事给他们很大的益处,他们把一种耻辱,当做一种精神的激发。
事实上,我们应该感谢鸦片战争,如果没有鸦片战争,现在会是一种什么情况?至少在座的各位,说不定头上还留着一根辫子,女人还缠着小脚,大家还穿着长袍马褂,陆上坐两人小轿,水上乘小舢板。如果鸦片战争提早到三百年前发生,也许中国改变得更早一些,再往前推到一千年前发生的话,整个历史就会完全不一样。所以我认为这个“国耻纪念”,实际上是对我们酱缸文化的强大冲击,没有这一次冲击,中国人还一直深深地酱在酱缸底层,最后可能将窒息而死。
鸦片战争是一个外来文化横的切入。西方现代化的文明,对古老的中国来说,应该是越早切入越好。这个大的冲击,无疑是对历史和文化的严厉挑战,它为我们带来了新的物质文明,也为我们带来了新的精神文明。
所谓物质文明,像西方现代化的飞机、大炮、汽车、地下铁等等,我们中国人忽然看到外面有这样的新世界,有那么多东西和我们不一样,使我们对物质文明重新有一种认识。再说到精神文明,西方的政治思想、学术思想,也给我们许多新的观念和启示。过去我们不知道有民主、自由、人权、法治,这一切都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产品。
以前中国人虽有一句话,说“人命关天”,其实,人命关不关天,看发生在谁身上?如果说发生在我身上,我要打死一个人的话,当然关天。但如果凶手是有权势的人,人命又算得什么?所以还是要看这关系到谁的问题。古圣人还有一句话,说 “民为贵,君为轻”,这不过是一种理想,在中国从没有实现过。以前的封建时代,一个王朝完了,换另一个王朝,制度并没有改变。把前朝推翻,建立了新朝,惟一表示他不同于旧王朝的,就是烧房子,把前朝盖的皇宫宝殿烧掉,自己再造新的,以示和前朝不同。他们烧前朝房子的理由,是说前朝行的是暴政,自己行的是仁政,所以“仁政”要烧“暴政”的房子。如此一代一代下来,并不能在政治思想上有任何新的建树,而只以烧房子来表示不同。这使我们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,几千年竟没有留下来几栋古老建筑。
中国政治思想体系中,也有一些理想的东西,是接近西方的,例如“王子犯法,与庶民同罪”这样的话,但这也不过只是一种希望和幻想罢了。事实上,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,王子犯法绝对不会和庶民同罪的,中国人向来不知道民主、自由、法治这回事,虽然以前有人说,我们也有自由,可以骂皇帝,但我们的自由极为有限,在统治者所允许的范围内,有那么一点点自由。人民或许可以骂皇帝,但得偷偷地背地里骂。自由的范围很狭小,当然可以有胡思乱想的自由,但是民主、法治等等观 念,却完全没有。
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,当然,我们在感情上也不得不这样认为,否则就难以活下去了。但世界上还有另一个伟大的民族,就是盎格鲁撒克逊。这个民族为世界文明建立了钢架,像他们的议会制度、选举制度,和司法独立、司法陪审制度等等,为人类社会,建立了一个良好结构,这是它对文明所作出的最大贡献,也是西方社会能够在政治上走向合理公平的原因之一。无论如何,再浪费的选举,总比杀人如山、血流成河要好。对于西方一些好的东西,我们必须有接受的勇气。有人说西方的选举不是选举人才,是在选举钱,而这种钱不是一般人所可以负担得起的,即使这样,浪费金钱,也比浪费人头要 好。
一切好的东西,都要靠我们自己争取,不会像上帝伊甸园一样,什么都已经安排好了。中国人因为长期生活在酱缸之中, 日子久了,自然产生一种苟且心理,一面是自大炫耀,另一面又是自卑自私。记得以前看过一部电影,忘记了影片的名字,一个贵妇人,她某一面是美丽、华贵,被人崇拜,另一面却是荒淫、无耻、下流,她不能把这双重人格统一起来,后来心理医生终于使她面对现实,她只好自杀。我们检讨自己病历的时候,是不是敢面对现实?用健康的心理,来处理我们自己的毛病?
我们应该学会反省,中国人往往不习惯于理智反省,而习惯于情绪的反省。例如夫妻吵架,丈夫对太太说,你对我不好。太太把菜往桌上一掼,说:“我怎么对你不好?我对你不好,还做菜给你吃?”这动作就是一种不友善的表示,这样的反省,还不如不反省。
自从西方文化切入以后,中国在政治思想上固然起了变化,在道德观念上也起了变化。以前,丈夫打老婆是家常便饭,现在你要打一下,试试看!年轻朋友很幸运的是,传统之中一些堕落的文化,已被淘汰了不少,不但在政治上道德上如此,在所有文化领域中,如艺术、诗歌、文学、戏剧、舞蹈,都起了变化和受到影响。
一说起西洋文化、西洋文明,准有人扣帽子,说“崇洋媚外”。我认为崇洋有什么不可以?人家的礼义确实好过我们的粗野,人家的枪炮确实好过我们的弓箭。如果朋友之中,学问道德种种比自己好,为什么不可以崇拜他?中国人没有赞美别人的勇气,却有打击别人的勇气。由于我们的酱缸文化博大精深,遂使中国人“橘逾淮则枳”。橘子在原来的地方种植生长出来, 又大又甜,但移植到另一个地方去,却变成又小又酸了,这是水土不服。我有一位朋友,他就是在我坐牢的十年中,一直营救我的孙观汉先生,他曾将山东省大白菜种子,带到匹兹堡来种,但种出来的菜,完全不是原来的样子。
可是日本人就有一种本事,学什么,像什么,而中国人却学什么,不像什么。日本人这种精神了不起,他可以学人家的优点,学得一模一样。中国人只会找出借口,用“不合国情”做挡箭牌,使我们有很好的拒绝理由。甲午战前,日本人到中国海军参观,看见我们的士兵把衣服晒在大炮上面,就确定这种军队不能作战。我们根本不打算建立现代化观念,把一切我们不想做的事,包括把晒在大炮上的衣服拿开,也都推说“不合国情”。
像台北的交通问题,原是最简单不过的事,多少年来,却一直解决不了。我想如果对违规的人施以“重罚”,几次下来也就好了。但有人提出来应该要教导他们“礼让”,认为礼让才适合我们国情。我们已经礼让得太久了,被坑得太深了,还要再礼让到什么时候?我们设了一个行人穿越马路时的“斑马线”,“斑马线”本来是保护行人的,结果很多人葬身在“斑马线” 上。我有个朋友在台北开车时横冲直撞,到美国来后常常接到罚单,罚得他头昏眼花,不得不提高注意。就像交通规则,这么简单的事,中国也有,可是立刻扭曲。一说起别国的长处,就有人号叫说“崇洋媚外”。事实上,美国、法国、英国、日本, 他们有好的,我们就应该学;他们不好的,就不应该学,就是这么简单明了!
有位美国人写过一本书《日本能?为什么我们不能?》,并没有人说这位教授崇洋媚外。由此可知,酱缸文化太深太浓, 已使中国人丧失了消化吸收的能力,只一味沉湎在自己的情绪之中。一位朋友开车时往往突然地按一下喇叭,我问他为什么, 他开玩笑说:“表示我不忘本呀!”我们希望我们有充足的智能认清我们的缺点,产生思考的一代,能够有判断和辨别是非的能力,才能使我们的酱缸变淡、变薄,甚至变成一坛清水,或一片汪洋。
中国人非常情绪化,主观理念很强,对事情的认识总是以我们所看见的表象作为判断标准。我们要养成看事情全面的、整体的概念。很多事情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发掘,就比从一个角度探讨要完全。两点之间的直线最短,这是物理学上的;在人生历程上,最短距离往往是曲线的。所以成为一个够格的鉴赏家,应是我们追求的目标。有鉴赏能力的社会,才能提高人们对事物好坏的分辨。以前我曾看见过老戏剧家姜妙香的表演,他已经六十多岁了,脸上皱纹纵横,简直不堪入目。可是,这对他艺术的成就,没有影响。当他唱《小放牛》的时候,你完全忘了他苍老的形象。大家有鉴赏分辨的能力之后,邪恶才会敛迹。好像我柏杨的画和凡?高的画放在一起,没有人能够分别,反而说:“柏杨的画和凡?高的画一样!”那么,真正的艺术家受到很大的打击,社会上也就永远没有够水准的艺术作品。
中国虽然是个大国,但中国人包容的胸襟不够,心眼很小。前天我在肯尼迪机场搭飞机,在机上小睡了一个钟头,醒来后飞机仍没有开,打听之下,才知道他们在闹罢工。我惊异地发现,旅客秩序很好,大家谈笑自如,这如果发生在我们国家,情形可能就不一样了。旅客准跑去争吵:“怎么还不起飞?怎么样?难道吃不饱?闹什么罢工?罢工你还卖票?”他们是从另一个角度看:如果我是领航员,说不定我也参加罢工。从这里面也可以看见所谓大国民的气度,美国这个国家的包容性很大,它不但包容这么多肤色和种族,还包容了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风俗习惯,甚至包容了我们中国人的粗野。
这种风度说明一个大国的包容性,像里根和卡特在电视上辩论的时候,彼此之间各人发表政见,并没有做出粗野攻击。里根并没说,你做了几年总统,只知道任用私人!卡特也没有说,你没有从政经验,这个国家你治理得好呀?双方都表现了极好的风度,这就是高度的民主品质。
我对政治没有兴趣,也不特别鼓励大家都参与政治,但如果有兴趣参与,就应该参与,因为政治是太重要了。不管你是干什么的,一条法律颁布下来,不但金钱没有保障,连自由、生命也没有保障。
但我们不必人人参与,只要有鉴赏的能力,也是一样。这种鉴赏,不但在政治、文学、艺术上,即使是绘画吧,鉴赏的水准也决定一切。那些不够格的,像我柏杨,就得藏拙,只敢偷偷地画,不敢拿出来,否则别人一眼看出来高下,会说:“你这是画什么玩意儿?怎么还敢教人看?”有了真正鉴赏的能力,社会上才有好坏标准,才不至于什么事都可打个马虎眼儿,大家胡 混,酱在那里,清浊不分,高下不分,阻碍我们的发展和进步。
我的这些意见,是我个人的感想,提出来和大家讨论,还请各位指教,并且非常感谢各位。
人生文学与历史
这是柏杨于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二日,在旧金山斯坦福大学历史系的讲稿。
主席、各位先生、各位女士:真是非常的荣幸,能够在加州最高学府之一──斯坦福大学,和各位见面。我是这么样的兴奋,在从凤凰城到旧金山的飞机上,我就想像今天和各位见面的情况。我那时的心情,和现在的心情印证起来, 完全一样。在我来讲,这是一个很荣誉而传奇性的遭遇。今天主席给我出的题目太大了,我觉得很不敢当。在纽约时, 接到李玲瑶女士的电话,告诉我这个题目,我非常感谢,但是我感觉到我不能胜任。前天,我在凤凰城,翟孟斌先生在电话中再提醒我,这样一来,我不但感觉到不能胜任,而且非常惶恐,因为我没有资格讲这么大的题目。我之所以接 受,是因为我有这样一份勇气,我愿意就这个题目,提出我自己的感想,就是中国五千年的历史,她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?在没有开始正题之前,我愿意报告另一个感想,那就是印第安人──美国的主人,真正美洲的原居民──他们给我的印象。我参观过印第安人的废墟,也参观过印第安人的保留地,也曾经和印第安人碰过面。虽然时间这么短,交谈那么少,但是印像却十分深刻。尤其是有一次在Carefree 时,我去附近四十分钟车程的一个印第安人废墟,看到了印第安人的手工艺,他们现在的手工艺和六百年前的手工艺比较,无论是形式或者花纹,编织的手法和所有的材料,简直完全一样。由这件小的手工艺品上,使我想到和了解到,他们目前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命运。我们不能想像这么一个伟大 的、历史悠久的民族,会在美国政府给他们的保留区内,苟延残喘。印第安人本身的遭遇,和他们悲痛的历史,他们被欺骗、被屠杀、被羞辱之后,有什么样的反应?我自己有一个印象:那就是他们的反应令人沮丧。我认为,印第安人目前面对的,不是经济或道德问题,而是灭种的威胁。我不是一个预言家,不是一个算命先生,我只是用我自己的印象, 和一般朋友告诉我的种种事迹作为根据。各位,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猜想,再过一百年、五百年、一千年,或许长,或许短,印第安人总有一天要灭种。因为他们对现代文明拒绝吸收。固然他们目前有他们的保留地,他们不侵犯别人,别人也不侵犯他们,但是这个保留地是美国政府的,也可以说是白人赏赐给他们的。当然,在理论上,在感情上,我们可以说,那不是赏赐的,那是印第安人自己争取来的,是印第安人自己的故土。但是如果我们的感情不是文学的,不是诗的,而是理性的话,就知道这点保留地出自美国白人的恩典,也可以说出自于美国白人的赎罪态度。所以,假如有一 天,美国人口增加,需要那些保留地,我想印第安人的下场将非常凄凉。我们是不是应该有这样的看法:一个民族的覆亡,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,但不是不可能。每当我看到印第安人废墟,和他们文化的停滞,就感到心如刀割,不由得想到,会不会有一天,中华民族也像印第安人一样?有一个朋友说,这不可能,因为中华民族历史悠久,人口又这么多。我想这仅是一种情绪上的慰藉,假如说五千年历史就可以保证一个民族不灭,不晓得根据什么理论基础?宇宙苍茫,五千年只是刹那之间的事,人类还要生存五千亿年呢,和五千亿年相比,五千年所占的是个很短的比例。还有人口的多 寡,也不足以决定一个民族的兴亡;当初欧洲人第一次登陆美洲的时候,印第安人口也非常的多,远超过白人。
这种情绪上的懵懂,使我非常难过,觉得我们中国人是不是遇到一些问题了。一个很突出的困惑是,为什么到目前为止,中国不能强大?我们具备了各种强大的条件。那么,一定是促使我们不强大的条件,远超过促使我们强大的条 件。虽然我研究历史没有师承,是用土法炼钢的那种方式(笑声),不过我却是很认真地炼。现在我把土法炼钢的心 得,向各位报告一下,提供各位一些参考,并且请各位指教。
这里我想起了一个故事,美国有家公司,派他公司里面的一个职员,到欧洲考察,考察了几个月回来之后,向他的公司当局提出一份报告。报告上说,欧洲无论在技术方面、管理方面,都非常的落后,比不上美国。这份报告大概写了一两百页,呈送到董事会,董事会立刻通过一项议案,把这个职员开除。董事长说,我们教你去考察的目的,是教你发掘欧洲的长处,不是教你发掘他们的短处,我们的长处用不着你发掘,不需要你提醒,我们需要的是了解他们比我们强的地方,需要发掘我们自己的缺点,然后才可以改进,我们不听自我歌颂的声音,这种声音听多了,会使我们麻木陶 醉,会使我们的产品品质降低,会使我们的公司倒闭。
这个故事,我们说它是个寓言也可以。不过,论如何,这故事给我们很大的启示。所以我今天所要报告的,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长处,而是探索妨碍我们中华民族进步,使我们中国到现在还不能强大起来的原因何在。刚才午餐时 候,几个朋友谈起求学的事情,大家都在忧愁,孩子都要上大学了,要缴很多钱。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发现:中国人无论自己怎么苦,怎么困难,总要让孩子上学。有些民族就不见得是这样子,各位的眼界要比我开阔得多,这是我发现的中华民族的一个长处。我想这一类中国人的优点,不必再提了,因为人们提得太多,而且我们不提它,它还是存在。所以今天的报告,只谈我们中国人的缺点。专门谈优点是救不了自己的,只有认清缺点,才可以自救。
第一,中国虽然有五千年的历史,但五千年来,对人性尊严摧残的封建力量,不是一天天减少,而是一天天增加。春秋战国时候,君臣之间是平起平坐的,帝王和大臣平起平坐在一个榻榻米上。一直到纪元前二世纪,西汉王朝的叔孙通制定了朝仪,就是在刘彻当皇帝的时候,也就是儒家学派当权的时候,叔孙通制定这个朝仪,使帝王成为一种很庄严、很肃穆,甚至很恐怖的权威。大臣朝见皇帝时,有卫士在旁边监督,任何人态度不合乎规格,像偶尔抬一下头之类,就要受到处罚。这样的改变,使得君王远离人民,跟人民保持一段距离。
但是,在皇帝手下,大臣们总还有一个座位。到了十世纪宋王朝,连这个座位也开始消失。皇帝和宰相坐而论道的日 子,一去不返。这是一个很小的变革,但它象征的意义很大,那就是说,君和臣、官和民,距离愈拉愈远。到了十四世纪明王朝,人性的尊严更受到彻底的伤害,谁也没办法想像,一个君王会对自己国家的人民,这么仇视。明王朝建立了一种“君父”观念,君就是父,也就是说,皇帝就等于你的父亲。这种观念一经建立,所产生的流弊,无穷无尽。其中最可怕的征候,就是廷杖。上自宰相,下至小民,只要管辖你的家伙认为你犯了法,他就可以把你的四肢抓起来,就在金銮殿上或公堂上,也就是在政府的所在地,加以拷打,把你打得皮破血流。这种廷杖制度,这种君父思想的结合,使中国人的自尊,几乎泯灭,使中国人的人格,几乎摧残殆尽。中国人惟一保持自尊的方法,只有在受廷杖的时候,不喊出声音(笑声)。常常有坚强的官员,当他被打的时候,痛苦得在地上摆动头部,把自己的胡子都擦掉了,却拒绝喊 叫。这是那时代人们惟一可以办得到的,可是,却不能提升到反抗的层面。
我们常常说汉民族是一个同化力非常强的民族,到目前为止,的确如此;我们可以看到,历史上有好几次,凡是侵略中土的民族,最后都被同化。好比说最早的北魏,孝文帝拓拔宏的时候,他变法革新,采取汉民族的方法治理国事。又好比满清,走的是拓拔宏同一的路。这两次外族最大的侵略,最后都是汉民族得到胜利。不过我们应该注意到,他们最后固然都吸收了汉文化,继承了汉文化,但是吸收的却是汉文化中最糟的部分,所以结局也只好最糟。吸收汉文化的结局,并没有使他们的民族更强大,反而使他们的民族和我们汉民族,共同堕落。例如北魏皇帝拓拔宏宣布鲜卑人不能讲鲜卑话,一律都要讲汉话,而且要改成汉姓氏,然后更采用了汉民族的封建制度和宫廷制度,更采用了其士大夫门第和门阀制度,这些是北魏以前没有的。他们原来是荒原上的游牧民族,心胸开阔,尊卑之间的距离,也非常微弱,而现在却用人力加以破坏。
听众:请问什么叫廷杖?
柏杨:廷杖就是打屁股(笑声),四个宦官把趴在地上官员的四肢伸展开,拴起来,然后用麻袋把头套住,由两个宦官按住大腿。当皇帝宣布廷杖一百时,那么就打一百。通常廷杖不能超过一百,假如超过一百,就会死于杖下。那些执行廷杖的帮凶,会察言观色,假如皇帝只是恨你,并没有杀你的意思,那么打一两百下也不会致命。假如皇帝一定要置你于死地的话,那么三四十下也可以把你打死。普通情形下,官员或小民在接受廷杖时,往往用行贿的方法,施刑时听起来声音很大,看起来很痛,但不至于死,即使血肉横飞,也不至于伤到筋骨,也就是说光是痛,不会毙命。他们这些人都受过训练,他可以用一张纸包满稻草,一直打到稻草都碎了,纸却不破。这是一种残忍的刑罚,可以把你打得表皮看不出伤痕,而事实上里面的筋骨都已经断了。在廷杖制度下,人性尊严完全被摧残。十四、十五世纪,欧洲已是文艺复兴时代,中国却在实行廷杖,使人叹息。
我们再回来讲刚才的主题,蒙古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民族,侵入中土之后,对汉文化,采取抗拒态度。九十年之前, 他们怎样来到中土,九十年之后,也怎样地离开中土。对汉文化,没有受到一点感染。满清政府建立之后,继承的是中国大黑暗时代明王朝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,对新的政权,有一种腐蚀作用。以致清王朝虽有那么强大的武力,但经过一百年的政治腐蚀,到了最后,一发不可收拾。人权观念被这种悠久的封建制度、封建社会、封建势力,一天天地摧残, 简直几乎泯灭,对中国人的影响太大了。中国人的自尊心没有办法保留完整,假如说有保留的话,也只有如鲁迅先生说的阿Q 精神,那就是只好在情绪上满足自己,而不能在真正内心上获得充实。我想情绪上的满足和内心上的充实,是不一样的。举个例子来说,我到你家里拜访,看到你的房子这么漂亮,主人学问这么高,我佩服你,羡慕你,回去之后我会想,我要努力工作,有一天我要像你一样,有那么好的学问,住那么好的房子。假如我走出房子就说,住那么好的房子,谁知道他的钱是偷来的还是抢来的,希望他明天就一场大火,烧个精光(笑声)。我们民族心理上长期受到压制, 只好用这种情绪,使自己平衡。
第二点要报告的是,中国五千年历史,只有三个黄金时代。第一个黄金时代是春秋战国,那时候各式各样的思想、各式各样生活方式,同时并行。第二个黄金时代应该在唐王朝,唐太宗李世民大帝的贞观之治,到唐明皇李隆基在位中期,不过一百年左右。第三个黄金时代,应是十七世纪六十年代到十八世纪六十年代清王朝中叶。中国五千年历史里, 只有这三个黄金时代。其他的四千余年呢,几乎每一年,甚至每一天,都有战争。西方有位学者,曾经做过一个统计, 证实人类自有历史以来,每年都有战争。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,更是一样,我自己也曾做过这种统计,而且写了一部
《中国历代战乱编年史》初稿,发现中国历史上也每年都有战争。但以中国为单位统计和以世界为单位统计,意义完全不一样,因为世界地方太大,中国和世界比较,中国就太小了。尤其是中国版图到明王朝的时候,跟纪元前二世纪秦王朝大小一样,比现在的版图,要小一半。在这么小的版图里,如果每年都有战争,而且还只是有记载的战争,没有记载的战争,还不在我们统计的范围,可看出中国的动乱非常可怕。一个王朝取代另外一个王朝过渡期间的大混乱,总有三五十年,由政权的夺取到政权的安定,又要二十年左右。然后政权再腐败,反抗力量再起,大混战重新到来,陷入治乱相迭的恶性循环。中国人可以说是长期 地,甚至永远地生长在贪污、混乱、战争、杀戮、贫穷里面,因之中国人始终没有安全感,总是觉得惶惶不安。我们有这么悠久的历史,又有这么大的国土,中国人的心胸应该磅礴四海,非常开朗才对,只因为长期的贫穷、杀戮、忌猜, 使得我们心胸,反而十分狭窄。只求今天能过得去就可以了,明天的事情怎么发生,我不知道,战争要绵延到什么程 度,我也不知道。战争影响水利,水利工程被破坏之后,接着来的是大旱灾,旱灾之后,又是大蝗灾,这样的旱灾、水灾、蝗灾,赤地千里。在历史上,“人相食”三个字,不知道出现过几十次几百次。我们认为我们是高级文明的民族,怎么会发生这种人吃人的野蛮行为呢,实在是我们的灾难太多了,而且患难也太久了。不必说国家民族,就个人来说, 一个人如果贫穷太久,苦难受得太多,他对任何事情都会发生一种不信任的心理反应。我坐牢要出来的前几天,一个官员叫我,告诉我说:“报告一个好消息,你要出去了。”我说:“吃什么豆腐!”(笑声)那官员说:“你为什么不相信呢?我能骗你吗?”我要求他拿证明给我看,因为我相信得太多了,受到的欺骗也太多了,每一次都失望。一个在患难中太久的人,他就有不相信好消息的权利(笑声)。一个民族也是一样,太久的折磨,人们认为,一个新王朝来了之后,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,结果几乎没有一次不落空。有人问,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建筑,而外国有呢?那是因为中国的建筑是用木料做的,它会腐烂掉。我认为这不是原因,原因是,一个新的王朝兴起之后,就会用一把火把它烧掉
(笑声)。秦王朝留下来那么好的阿房宫,可是项羽认为那是民脂民膏,那是暴政,所以放了一把火。等过几天呢,他自己也盖了一个(笑声)。再过几天呢,又来了另外一批人,又说你这是民脂民膏,是暴政,又把它烧掉。这种不成熟的情绪,就足以造成长期的贫穷,使中国人的自尊心没有办法建立,中国人的心胸没有办法开阔。有一句格言说,多难兴邦(笑声),我们先要了解,格言都是情绪的,在某一种特定的条件之下,它才是真理,它不是科学的。“难”如果太多,就没办法兴邦(笑声)。对格言一定要有认识,譬如说,“哀兵必胜”,那可不见得,哀兵失败的很多。一支大军最后被消灭,哪一个不是哀兵(笑声)。像迦太基对抗罗马,到最后几乎全国皆兵,可以说是一面哭一面打,最后还是被罗马消灭了。哀兵不见得获胜,多难也不见得兴邦,而是说,多难必须恰到好处的时候,才能兴邦(笑声)。而中国呢,就是太多难了,所幸多难还未多到把我们消灭的程度,但是已经多到使我们失去灵性。
第三,我们从历史上发现,中国社会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,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,就是所谓的“官场”,官场来自科举制度。有一点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同意,日本吸收了中国全部文化,他把中国所有的东西都吸收过去,小自榻榻 米、木屐(笑声),大至政府组织、政治制度等,却只有一点没有吸收,使得日本后来明治维新时,能够一下子强大起来,而未造成阻力,这一点就是科举制度。中国的科举制度有它的功能和贡献,但也造成了中国的官场。官场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蛛网,看也看不见,摸也摸不着,但是你可以感觉到你已进入了盘丝洞。中国“官僚”这个字,不能用Bureaucrats 来翻译。中国官僚有他的特征,效忠的对象绝对不是国家,也绝对不是领袖,他只效忠于给他官做的人。王朝政府可变,官场不变。所以满洲人统治藏人、蒙古人、汉人,都分别针对那个民族的弱点。对藏人呢,用喇嘛教, 把喇嘛请到北京来,当成大爷,极尽恭敬之能事。对蒙古人呢,用婚姻手段,把所有的皇女公主,都嫁给蒙古王子,她们生的儿子,就是我的外甥(笑声),把那些小王子从小养在宫廷里,叫我舅舅啦,叫我公公啦,等你长大以后,怎么可以反对你的舅舅、公公呢。满洲人的皇女公主,绝对不嫁给汉人。他们统治汉人的方法,就是科举,他们知道汉人有个毛病,就是好做官(笑声)。我有给你做官的希望,你就会服服帖帖的,把你的民族意识和人性尊严,全部交出来。所以官场是一个神秘的社会层面,官场有特殊的行为标准和价值观念。他不效忠皇帝,皇帝换了,他还是做他的官(笑声)。他也不怕国亡,亡了国,只要你给他官做,他还是做他的官。于是花花世界,只不过是官的发威场所,自然形成了官官相护,非常复杂的关系。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看过一本书《官场现形记》,这是一本分析中国官场结构的书,你不要用文学的眼光去看这本书,而要用研究社会问题的眼光看这本书。因为官场这种关系建立,使得我们中国的人际之间的关系,更趋微妙。我想各位在美国这么久,是不是发现,美国的人际关系,比中国的人际关系要单纯得多?中国有句话说,做事容易,做人难。做人是什么呢?就是人际关系处得好不好。有出京戏《审头刺汤》,有一个法官,另有一个陪审官,另外还有一个美丽的年轻寡妇,她的丈夫被谋杀了。在审判中,她抱着一个人头在哭,如果这个人头是真的 话,那么这个案子就可以了结,如果是假的话,这个案子发作起来,会牵连很大,要死很多人。陪审老爷喜欢这个美丽年轻寡妇,这个女子也向他暗示,她可以嫁给他,于是这位陪审老爷就坚持这个人头是真的(笑声)。那位女子一看可以结案了,表示不愿嫁给他了,这位汤老爷马上坚持人头是假(笑声)。我们中国人永远就在这种官场关系里,是非不明地反反复复,一会人头是真,一会人头是假,到底人头是真还是假,谁都搞不清楚(笑声)。官场带给我们这么多的困扰,我想在座的各位专家学人,很多曾经回国做过事,或是将来可能回国做事,我想你遭遇的困难,不是工作的本 身。比如说你要造一个原子炉,如果你根本不会,那么这是属于工作上的问题;可是你要造原子炉缺个螺丝钉,管理螺丝钉的这个人呢,他请假出去了。他感冒了,当然要请假,总不能说不准感冒吧,可是事实上,他不是感冒,而是打麻将去了(笑声)。他为什么去打麻将呢?那是因为你跟他的关系搞得不好,你的原子炉造成造不成,跟我有什么关系? 原子炉造不成或者是爆炸了,我一点也不在乎(笑声)。如果你说国家受了伤害,受伤害就受伤害,我还是照样做我的官。这就是官场景观,这种几千年累积下来的病态,一直维持到国民革命军北伐,也就是一九二八年。可是,军事北 伐,政治南侵,事实上是官场的毒素南侵。本来革命同志之间的感情是非常纯洁的,不过一旦卷在官场里面,就变得非常复杂,复杂到一个健康的人不能承担的程度。于是社会上的人际关系,就变得跟强力胶、糨糊一样,一旦沾上,想脱也脱不掉,想甩也甩不掉。我不晓得各位回国之后有没有这样的发现,举个例子来说,假如你回国,朋友请你吃饭,如果你胆敢回绝的话,那友谊从此就一笔勾销。这就是官场的习性,人际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的扭曲。为什么要这样?为什么他需要这种官场的关系呢?因为这样才能使他的官位,更加稳固。我有个朋友回到台湾去,一些不相干的人请他吃饭,吃饭之后就托他带些东西到美国来(笑声)。这并不是他有意跟你做交换条件,而是一种很自然的反应,因为吃过一餐饭之后,就变成朋友了,朋友就要互相帮忙(笑声)。官场的现象就是这个样子,如像你造原子炉,这原子炉很危险,是不能碰的东西,可是他会认为,我们都是朋友,碰一下有什么关系(笑声)。往往一个人在当官之前,跟当官之后,变成了两种人。这句话本身是不合逻辑的,只能说一个人的官性太兴旺的时候,人性就消灭了。他没有人性,而只有做官的官性,必须等到有一天他退休了,人性才能回复(笑声)。因为官场的存在,使得中国对于做事的方法,有特别一套,使我们文化发展的轨道,经常脱离方向。
第四点报告,我觉得孔丘本身是个很伟大的人物,知识渊博,而且富有同情心,对社会有很大贡献。从孔丘发展出来的儒家和儒家学派,对中国人的影响,更非常深远,一直影响到我们现在。但儒家的基本精神是保守的,严格一点地说, 儒家不但是很保守的,而且是反对进步的。儒家这个“儒”,在春秋以前是祭祀典礼所用的司仪,因为他了解祭祀程序,遇到国家重要典礼的时候,必须有这样的人提供意见,这种人在本质上当然是崇古的。那个时候,没有新兴的礼 乐,必须用古时的礼乐,为了维持他的饭碗,必须先维持他职业的稳定(笑声),所以他必须崇古。我们不用崇古这个不好听的名词,但可以说他们非常保守。这种精神在中国造成坚强的保守意识,而中国社会在这种意识之下,因而丧失了创新的动力,因而也没有了自我检讨、自我反省、自我调整的能力。朋友有的时候谈起美国,很抱歉,我又在各位 “老美国”面前班门弄斧,我想我姑妄言之,各位姑妄听之(笑声),好比有人讲到美国的种族迫害,对印第安人无情的杀戮,对黑人的虐待,对中国人的歧视。我曾参观过安琪儿岛,看到中国人留下来的字和惨苦的诗句。美国这些缺点是不是真的?当然是真的,甚至比我所想像的还要坏。但是我们应注意到另外一个问题是,他们有没有改正的能力?有没有自我反省的能力?现在是不是比以前好?假如没有的话,我们就觉得这个国家没有前途;假如有的话,我们就觉得这个国家伟大,充满了活泼的生命。美国以前也有吊人树的,可是现在没有了,美国以前对囚犯用过水牢,可是现在逮捕人的时候,他们会把宪法第几条念给他听。美国有错误、有偏失,但是美国有改正错误的能力。可是,我们中华民 族,却没有这个能力。长久的崇古,不求上进,保守,使这个能力丧失。在历史上看,商鞅是法家思想,他变法把秦国变成一个怎样的国家呢?在未变之前,人民的生活是,父兄姊弟,大大小小都睡在同一炕上,商鞅使他们过文明生活, 不准父母子女同房,也不准哥哥妹妹同房,告诉他们一定要分开来睡,可见那时他们是一个怎么样野蛮落后的国家。商鞅变法,并不是变出一个原子弹,也不是物质上的改革,而是制度的、社会的、教育文化的,基本上的改变,他成功 了。那时候是纪元前四世纪,到现在两千余年,中国却没有再一次的突破。每一个想要突破的人,最后都身败名裂,家破人亡。商鞅的下场,是车裂,是五马分尸,儒家学派也常常宣扬这些改革人的下场,阻吓中国人进步(笑声)。历史上最好的一位改革家王安石,他的道德学问和工作能力,无懈可击,可是他的改革却遭到那么大阻力。像张居正,他的遭遇跟商鞅一样凄惨,他刚死了之后,家就被查封,他的儿子活活饿死;一直到康有为的戊戌变法,都不能成功。儒家学派有一种说法:“利不十,不变法。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,没有百分之百的利益,绝不可以改革,这种观念正是我们中华民族不能进步、不能强大的最大原因。任何改变都没有十分之十的利益,只要有十分之五点五的利益,就是最大的利益。
譬如说你现在要从斯坦福开车到圣荷西,我认为你不可以开车去,因为汽车可能出车祸;你应该步行去,因为利不十,不开车(笑声)。这样的看法你怎么说吧,而且开汽车还要先去学开车,浪费时间,在街上你不撞人,人家会来撞你(笑声)。如果步行,既可以节省金钱,又可以增进健康,而且没有危险,各位听了我的话,明天是不是就步行不开车了。事实上,只要有百分之五十五、百分之五十一的利益,我们就应该变,要求百分之百的利益,永远不可能。昨天晚上,几位朋友谈到汉字拼音化问题,有人讲这样毛病,有人讲那样毛病,当然有毛病,天下哪有没有毛病的改革?有的是情绪上反对,有的是理论上反对。可是假如你要它一变,就得到百分之百的好处,天下根本没有这样的怪事。因为儒家本身的精神是保守的,宋王朝一位皇帝,曾问司马光是不是一定要改,假如西汉王朝一直不变萧何的法律可以吗? 司马光回答说,当然可以,正因为有太多的妄人、太多的好事之徒乱变,才使贼盗横行,假如一直不变的话,尧舜时代的美风善俗,就会保持到今天。各位,这种人真是妨碍中国进步的蟊贼。司马光是一个官场老将,他一当上宰相就把王安石所有的新法全部废除,包括效果已十分显著的募役法。苏东坡和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,都提出反对,司马光马上翻脸。这说明时代绊脚石是不论是非的,不为人民的利益着想,也不效忠国家元首,而只效忠自己的利益,司马光不是一个政治家,不过一个官场混混罢了。
第五点是,太多的人口害了中国……
(此时因换录音带之故,录音中断了。)
改朝换代的内战之后,接着是人口大量增加,又重复恢复悲惨:战争,杀戮,死亡。有人说美国这地方很好,生活水准很高,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注意到,假如美国人口增加十亿,把中国内地的人口搬过来,美国就有十二亿了,你看会有怎样的情况?(笑声)人口问题是很重要的,如果中国要想强大,人口一定要拼命减少。有句话说:人多好干活,人少好吃馍。馍,就是馒头、面包。在过去的时代,人多的确好干活。而现在呢,人口多了没有用,一百个人不如一个计算机(笑声)。人少好吃馍,这句话倒是一个很简单的真理。以各位的家庭收入,养两三个孩子,还能够维持中等以上的生活,如果一下子你不小心,生了两百个孩子,生活怎么维持下去呢(哄堂大笑)。生活费、学费、衣服费等,用什么开支?中国人口太多,贫穷太深,官场太厚,竞争太厉害,这些原因使我们中国人呈现一种现象:就是脏、乱、吵, 和永不止息的内斗(笑声)。中国人讲起话来,来势汹汹(笑声),使我们丧失了礼貌。在洛杉矶的时候,有人问我对美国的印象怎样,我说我觉得美国是个礼义之邦。又问我中国是不是礼义之邦呢?我认为中国绝对不是礼义之邦(哄堂大笑)。中国人是这么粗野,几乎随时都准备给对方一个迎头痛击。各位一定可以发现,中国人很少面露笑容,是不是因为灾难太多,痛苦太多,忧愁的时间太长,使中国人笑不出来。所以我觉得美国是个欢愉的民族,至少我所看到、所接触到的美国,是一个非常快乐、善良、乐于帮助别人的民族。而中国人比较忧虑,总是充满了敌意,非常担心自己的利益。于是我们成天惶惶然,为了自卫而虎视眈眈(笑声)。有人说美国有种族歧视。当然有种族歧视,事实上不限于美国,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种族歧视,但是美国至少包容了我们,不但包容我们的人,也包容我们的没有礼貌、脏、乱、吵,和不停的内斗。
以上是我的一点心得,毫不隐瞒地提出来,也是我来到美国“考察”,回来后向各位董事先生所作的忠实报告(笑声)。
我们的优点,不必再说了,因为说来说去,它还是存在;不说,它也不会跑掉。我提出我们的缺点,这样才可以促使我们自我反省。这些缺点已经非常严重,在我们酱缸文化里,我们面临这么多复杂的问题,应该怎样的反应呢?我略为报告我的意见。
这些问题,如果它是问题的话,我们最重要的反应,应该是培养我们的思考能力。几千年下来,一切东西都由别人
──圣人或有权势的大官之类,替我们想好了,自己不需要想,而且也不敢想。要怎样做才对呢,中国人似乎需要练习自己去做傻子。洛克菲勒的儿子到新几内亚去探险,被土人吃掉了,这件事发生之后,台北报纸登出来,很多人说,有福不知道享福,要是我,我就不会去。这次我在凤凰城一位美国朋友家里住了五六天,主人的十六岁女儿Margret,到洪都拉斯去帮助当地人,使他们了解眼睛卫生的常识。洪都拉斯的卫生跟中国相比的话,要比我们还差,当地非常的 脏,以致这个女孩一觉醒来,竟然发现有一头猪跟她睡在一起。我在那里的时候,她恰巧服务结束,回家向她妈妈报 告,眉飞色舞地说,明年她还要再去,因为那个地方太贫穷落后了,需要去帮助他们,她母亲立刻鼓励她再去。我们中国人也许会想,要是我的话,我才不去呢。可是那个美国妈妈却夸奖她的女儿,认为她的女儿有见解,有爱心,以她女儿能够为别人献身服务的表现,引为骄傲。她并不是向我表示她的爱心,我又不能给她官做(笑声),也不能给她股份
(笑声)。我在她的眼中,不过落后民族的一员。而是那个妈妈内心深处真挚的想法。相形之下,中国人就聪明多了。因为中国人太聪明,我想世界上的民族,包括犹太人在内,恐怕都没有中国人这么聪明。假如是单对单,一个人对一个人的话,中国人一定是胜利者。但是如果是两个人以上的话,中国人就非失败不可,因为中国人似乎是天生地不会团结
(笑声)。团结的意义是,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权利和利益,抛弃一部分。比如现在有两个圆形物体,必须用刀削成两个较小的方形,才能紧密地粘在一起。可是彼此只希望自己不要被削,而只削别人的,要削掉自己的就不干了,这样怎么能团结(大笑)?中国人是太聪明了,没有一个人敢说中国人不聪明,中国人聪明到什么程度呢,聪明到被卖到屠宰场的时候,还拼命讲价钱,多赚了五块钱,就心花怒放(大笑)。就是这种情形,中国人太聪明,太聪明的极致一定是太自私。凡是不自私的行为,不自私的想法,都会被讥笑为傻子。中国人不够宽容,凡是一个人心情厚道,宽恕别人, 赞扬别人,就会被人骂作傻子。人家打你的脸,你竟然敢反抗;人家违法,你竟然敢据理力争,你就是傻子。一件冒险的事,既不能做官,又不能发财,你去做了,大家当然说你是傻子。我觉得一个中国人必须多少有一点傻子的心情,然后我们这个民族才能得救,不然的话,就会像印第安人一样,日渐没落。有句俗话说,人不自私,天诛地灭。可见得人不自私的话,就会被别人认为不可救药。我们能不能够从自己开始,不要靠政府,也不要求别人,只是从自己做起,做一些世俗认为的傻事?
总结我的意见,我们不要把人际关系搞得那么复杂,先从自己开始,从自己的孩子开始,训练起来!譬如,美国小孩子在自助餐桌上,妈妈告诉他,吃饭之后要把东西收拾好,弄干净,放在那里。这种教育应该从本身开始,从孩童时代开始,我们应该把这种训练当作一种起步和一种里程。中国人的美德多得很,可惜都在书上(笑声)。我们希望这些美德都能出现在我们的行为上,看看我们自己是不是可以办到。今天我报告我自己的意见完了,占用的时间太多,还请多多原谅,多多指教(热烈掌声)。
听众A:我觉得问问题起码要十分钟才够。
主席:对不起,只有两分钟,因为很多人都想提出问题。
听众A:柏杨先生刚才提到封建制度摧残人权的问题,你提到明王朝摧残人权,其实西方情形也差不多。我想西方文化也是同样经过君主专制的洗礼,为什么能够产生后来那种个人自由主义的人权观念,为什么中国就不能产生……
主席:停一下好吗?你的问题已经超过了两分钟。(笑声)
柏杨:这不是讨论,这是考试(笑声)。不过用不着考,我已经是博士,是绿岛博士(笑声、掌声)。可惜我没有能力答复你这个问题,就好像我们没有能力了解为什么西洋人吃饭用刀叉,中国人吃饭用筷子一样。文化的产生是逐渐的,这两种文化在最初没有交通,互相影响的可能性很小,每个文化都照各自的模式去发展。个人的人生和民族的命 运,往往被一个很小、很弱的因素,使他转变方向。但我们不晓得这个很小、很弱的因素是什么,或是在什么地方。
听众B:我想就这位先生所提的问题,向您再请教。刚才我听您的演讲,得到以下这样的感想,觉得您对中国文化的结论是这样下的:因为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,过去是一个专制的文化,有一个专制的政体,因此今天社会上才会演变成这样一种风气,也就是官场风气。因此,我想刚刚这位先生的问题,还是可以解释出其中的道理,因为您认为既然有了专制政体的大前提在,因此才产生这样的风气。既然两个文化都有同样的历史传统,为什么今天会产生不同的结果, 依照您的结论来看,似乎结果应该一样。我也许是乱替柏老的结论下个卷标,我想您的结论是文化遗传论。记得容格曾经说过,文化是可以遗传的,如果人的老祖宗持有怎样的观点,子孙也会受到影响,因此我们过去有专制政体,即使我们今天受了西方文化的洗礼,在我们今天的文化中,可能还留有过去文化的专制因子。容格从心理学的立场提出这样的论点,但今天很多人却认为大有问题。第二点,听了您的讲演,使我们过去非常乐观的年轻的一代,有点难过。以我来讲,可以说是年轻的一辈,是新生代的一员,我始终觉得我们这一代,在整个社会风气和思想方式上,一定要和我的前辈不一样。譬如说我今天并没有做官,我不能保证我将来做官是不是变成只有官性没有人性(笑声)。但我觉得,有一
天我到了那个场合,我相信我的官性仍然要比过去的人要少一点,人性还要多一点。但是您今天这样一讲的话,我觉得和我的想法不太一样,谢谢您。
柏杨:我想我只是讲历史事实,因为时代和环境的转变、教育的导向,现时代可能不再会这样。而且我相信你的诚心, 也相信你做得到。
听众B:我想您的诠释,也许跟我的不太一样。
柏杨:我要强调一点,中国的专制政治和西洋的专制政治,在深度和广度上,差异很大。西洋历史我还没有开始念
(笑声),不过我觉得有所不同。比较起来,中国专制是极端的,西洋宫廷里只跪一条腿,只有对上帝才跪两条腿,对人恐怕很少跪两条腿。中国不但跪两条腿,而且还要磕头,而且还要磕响头(笑声)。清王朝末年有句话说:多磕头, 少说话。所以我想中国专制的内涵、专制的程度,恐怕跟西洋不一样。我看过法国路易十四一幅油画,路易十四很伟大地坐在当中,大臣坐在旁边,皇后也坐在旁边,这种情形在中国不可能发生,中国的大臣一定是战战兢兢,诚惶诚恐地跪在下面。
听众B:我想……
主席:请等一下,让别人有机会问问题。
听众C:我从小就看过柏杨先生的书,今天能看到柏杨先生,感到非常感动。讲到中国人的个性、民族性、政府, 刚才柏杨先生从古代史一直谈到近代史,而我们对现代史比较关心。第一个问题是,我们不知道柏杨先生来美国之后, 讲话的开放性,有多大?您讲话能讲到什么程度才能够回到台湾……(笑声)。第二个问题是,中国人的个性常常因为政府而受影响,譬如政府常常喜欢愚民,很多地方明明大家已经知道了,他还是要压住,让大家感觉很多事都是很Secret。不讲实话也是中国官场想要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。
听众F:我手边有本《柏杨语录》,我们谈太多话不行,主持人刚才说的。我想我们的民主还有一个特点,你这本书里没有提到,就是不可以提政治问题(哄堂大笑,掌声不绝)。
听众G:今天柏杨先生谈到学术问题,您研究历史得了五个结论,前四个结论我可以百分之八十同意,最后一个结论说,中国人口太多,所以造成我们今天这种不幸,这个问题我有个疑问。日本,他的国家很小,人口也很多,但他们生活水准很高,他们没有接受我们官场文化的缺点,所以有今天的成果。我认为不是我们中国人口太多,才造成我们这种不幸,假如我们把工商业做得很好,假如我们改变了我们的病态和缺点,我们中国人可以维持这个现状,甚至我们更可以容纳一倍的人口。我们不应该说中国人口太多,就要限制我们的人口,就要去侵略人家,或者互相残杀。这是个现象,现象和结果是不能融在一起的。所以我的结论是,我们研究中国历史,并不是我们人口太多造成不幸、灾难、贫 穷。我们很可以在中国这么大的领土上再容纳多一倍的人口,没有问题(笑声)。假如我们的科学、文明的发展,可以达到一个水准的话,我想我们的生活水准,不会低于日本。
柏杨:我非常赞成你的见解,应该是这样的。不过,“假如”的前提太多,而在这些“假如”实现之前,人口仍是很大的问题,太多的人口才使我们的工业、科学、文明,永不能发达到“假如”的那种地步。
听众G:这个我能够接受,您的结论是说从历史的研究、学术的观点,指出中国的人口太多,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不幸。我的意思是说,其他的四项结论,我赞成。而人口太多,并不是造成不幸的原因。将来我们中国人口是不是再增加下去?我们还会不会继续这种不幸?这是另外一个问题,值得研究。
听众H:柏杨先生谈中华民族的问题很有趣,我有一个错觉,不晓得是因为您有顾忌不愿意讲,或者是……总之, 我有个印象,中华民族是有这么多的缺点,自私得没有救药。但是关于中国现代史,柏杨先生没有提到中国人民反帝国主义、反封建轰轰烈烈的斗争。在解放以后,一九四九年之后,建设整个社会主义,在整个过程中,一方面在经济方 面、物质方面……建立一些科学基础,另一方面在人的意识形态上,做很多教育的工作,不知道柏杨先生愿不愿意评论这件事……
柏杨:这是政治问题,我们不谈。我们只谈历史,同时,这个我也不太清楚(笑声)。听众I:我有一个要求,请问您,关于简体字,我想听您的意见。
柏杨:我赞成简体字,而且更赞成应该进一步改成拼音文字。昨天晚上,很多朋友聚在一起,就谈到这个问题,不过大家的意见不一致。因为反对拼音字的人,心里有一个结,这个结必须解开。拼音文字太需要了,譬如说打电话,我问贵姓?我姓刘。这刘字怎么写吧,在电话上恐怕没办法讲清楚,我说你去查字典,你也不敢肯定第一次就查到,甚至
查第二、第三次都查不到,查得你火冒三丈(笑声)。过去,我们责怪古文没有标点符号,不能断句,看起来简直不 懂。各位读过《元史》没有?蒙古人的名字像冰糖葫芦一样(笑声),简直分不出有几个人。现在虽有了标点符号,可以断句了,但方块字的最大缺点更呈现出来,那就是既不能隔字,又不能连音。不能隔字,即令字字认识,也看不懂。不能连音,方块字像一盘念珠挂在那里,我们要费很大的力气组合,才能弄清楚。好比说,“我从马来西亚来”,“马来西亚”应该连,跟最后一个“来”字之间,应该隔。否则的话,“马来”了,“西亚来”了,如果一个孩子名叫“西亚”,问题就大了(笑声)。今天打字这么快,计算机这么快,都不是方块字可以胜任的。我一直向往我桌子上有一部中文打字机,能使我打出中文稿件,不再做爬格纸动物。不过汉语拼音化并不容易,主要的是我们有心理障碍,认为我们用ABCD 是英文字母,拼出的是英文。其实不是,我们要了解,这个ABCD 就是中文字母(笑声),拼出的字,就是中文,就不至于有被同化的屈辱感觉。是的,它们是中文,是华文,不是英文,也不是德文,假如说用ABCD 拼出来就是英文的话,德国人可能会气死,法国人也可能会气死。文字完全是工具,就好比车子,你买了就是你的,他买了就是他的。其实,假如拼音文字今天就实行的话,第一个先饿死的就是我,因为我就靠方块字吃饭(笑声)。但是我觉得自己的生命很短,政治的理由也很短,民族文化非常重要,那是太重要了。尤其各位在美国,你会发现第二代孩子们会讲中国话,但不会写中国字,那么难,你怎么教他?好比说中国的“国”字,怎么写?怎么填到那方块里去(笑声)?要认识这个字,除了死记以外,没有他法。以致孩子们高喊:“我恨死中文!”这还不能使我们猛醒?我们不要增加我们民族向前迈步的困难,应该大家脚步向前,不要自己为自己加一个脚镣,加一个手铐,不要为老祖宗活,不要为过去活! 为什么为他们活?应该为孩子们活。拼音化之后,古书看不懂就看不懂算了,现在并没有拼音化,你还不是看不懂(笑声、掌声)。过去的事,老祖宗的事,交给几个人,让他们去庙堂里打扫。我们不要为祖宗活,要为孩子们,为下一 代,为国家民族的未来活。假如中国有一天,忽然爆出冷门,威震世界,中国人一咳嗽,地球就发抖,中国话可以成为世界语言,但中国字绝对无法普及,所以必须改成拼音。
今天我讲中国这么多缺点,有人听了一定很泄气,我觉得我们应该听的,正是这些,而不是优点,假如我们讲我们的美德、我们的聪明……最后,我们还是不能够受到人家尊重,我们自己也不能自尊。要知道,中国人的灾难,不仅是中国人自己的灾难,也是全世界的灾难。一只小船沉下去就沉下去,一只大船沉下去,引起来的漩涡会把附近的船都吸引下去。日本人为什么来侵略我们?只怪中国不争气引诱他动手(笑声)。我觉得我们应该自救,自救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知道自己的缺点,假如不知道自己的缺点,整天去想得意的事,恐怕有点像贾宝玉意淫(笑声)。
听众J:我常听到两句成语,一句是“以不变应万变”,另一句是“报喜不报忧”,您有什么看法? 柏杨:“以不变应万变”,我不敢有意见(笑声、掌声)。“报喜不报忧”,我想这是官场特征。
听众K(美国人):您今天演讲的题目好像是专门说中国人的坏话,我想请您也说说美国的坏话(笑声)。就您所看到的书,及您在美国所看到的事,您觉得美国有什么地方,应该向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学习?
柏杨:关于美国人的坏话,美国人自己已讲得太多了,这是我非常羡慕的地方,因为美国有自我平衡、自我反省、自我调整的力量。自己有错的地方,都自己讲出来,自己能接受,自己能鉴赏,这一点我们中国人不能。你要是讲美国人好,人家就说你为什么不是美国人,不把鼻子拉高(笑声)。有人讲这是崇洋媚外,我觉得崇洋很好嘛,有什么不 好,不但要崇洋,而且要彻底地崇洋,我如果有权利,我一定规定每个人不崇洋不行,哪一个人不是从头到尾都是洋? 而且各位还住在美国,而我还住在台湾,我觉得这是醒悟不醒悟的问题,我们应该把人家的好处一条条列下来,好的地方,我们就应该学,我们如果希望像美国一样强大,我们就需要向美国人学习,美国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太多了。美国当然不可能十全十美,因为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,至少美国的邮政就坏,投递既慢,而又经常放假。但我们也应该庆幸美国不十全十美,假如美国是那样,他就僵化了。
听众L:柏杨先生是一个博士,是一个病理学家,他今天说我们丧失了民族自尊心,应包括柏杨先生自己在内。今天他说的话,把我们五千年的历史说到坟墓里去了,不能使我们唤起民族精神,这一点我今天来听,觉得很遗憾。我觉得中国受了封建思想的余毒很浓厚,再加上儒家思想,假如我们把儒家思想转变成法治思想,从人治转变为法治,建立法律制度,就会弥补过去的许许多多缺点。因为过去都是人存政存,人亡政息,假如我们今天建立法条,你该做几年就做几年,不要去破坏它。我今天是个厨子,如果我要我的儿子也继承做厨子,这便是儒家思想造成的祸患。我们希望柏杨先生告诉我们怎样去治这个病,我们不能放弃。您说崇洋,在座的许多中国人,并不见得在美国就崇洋,这一点希望柏杨先生谅解。这一点,您错了,这是我一点意见。我希望柏杨先生讲的五千年文化不至于在五千年后仍充满了封建、廷杖、官场。希望从今而后能改革,从人治变成法治,走向光明的未来。
柏杨:我跟你的意见完全一样,追求的也完全一样。
听众M:在大学时,我读过柏杨先生的一些作品,觉得柏杨先生喜欢用讽刺、泼辣、尖酸的笔法,来揭发社会上不合理的现象。今天又听到您讲了中国人这些缺点,我们心里的感触很深,觉得很痛心,很泄气,很难过,但我觉得这就好像看病一样,病已经看出来了,就要对症下药。我不知道柏杨先生作品中是不是能告诉我们如何去面对这些。另外我想请教柏杨先生谈谈台湾文坛的情形,推荐一些好的作品给我们。您比较欣赏哪些作家?
柏杨:我先说第二个问题,陈映真、王拓、三毛、袁琼琼、陈铭磻、杨青矗,都是第一流的,不过我看得并不很多,因为我的眼睛在坐牢时受了伤,没有办法集中看小字,台湾的报纸字又特别小,这个问题可不可推荐我太太来答复。
张香华:柏杨忽然给了我一个难题,不过,我坐在这里一直在想另一个问题,因为刚才一位先生说柏杨今天讲的 话,使我们丧失了民族的自尊。我想就我的了解,把他的意见解释一下。我想柏杨的意见,并不是说我们国家一点前 途、一点希望都没有。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自我反省。他讲崇洋,这是一个事实。崇洋,这个名词应该看怎样理解,试看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,物质的享受,崇洋已经是非常明显。不过我想他刚才有句话没有讲得很清楚,而在别的地方讲演时,却十分强调,就是,我们崇洋,但不媚外(掌声)。我们承认美国比我们强,我们应该向他学习,但我们不需要去乞求他,不需要用自卑的方式,用自怜的方式来生存,而是怎样改进,怎样想办法,很快地超过他们,我想这是柏杨心里的话。很抱歉,我擅自作一补充,因为我整个思想一直在想这个问题(掌声)。
柏杨:关于李玲瑶小姐问到该用什么方法,我想到一点。我提出来都是些病态的东西,我想大家都很难过,我自己也很难过,因为我们当初听到的中国是很光荣的,像朱元璋,他是民族英雄,后来我发现完全不是这样,别人正跟蒙古人作战时,他在后方却扩充地盘,抄别人的后路,最后更篡夺政权,完全为自己打算。等到别人把蒙古人打得一塌糊 涂,把在中土的蒙古人的精力,完全磨损之后,朱元璋却坐收其成。发现这件事之后,我是那么沮丧。我想我们能不能复兴我们的民族,要从我们能不能承认自己的缺点、承认自己的错误开始。假如连缺点、错误都不承认,又怎么改革? 怎么进取?过去,我们一直不肯承认自己的缺点、错误,因为我们已丧失了辨别是非的能力,一旦发现缺点,简直就没办法活了。而一个有自尊心的人,会承认自己缺点、自己错误的,只有中国人大多数死不认错。我们也有检讨,但检讨的结果都是因为自己太好了(笑声)。所以我们一直受人家欺负,今天被张三欺负,明天被李四欺负,后天被王五欺 负。中国人每个人都应该有能力来检讨自己,不要抱怨,不要总是专讲别人。在台北时,有对夫妇吵架,找我评理,丈夫凶巴巴地说,他太太不爱他。我就说,如果想教人爱你,第一个条件必须要自己可爱(笑声)。如果自己不可爱,怎么教人家爱你?如果自己要别人尊重的话,必须自己先有被尊重的条件,这个条件不是骂一骂就可以得到,也不是喊喊口号就有用。假如此地不可以随地吐痰,可是你总在这里吐痰,教人怎么尊重你?小便要到洗手间去,假如在大街随便撒尿,又教人怎么尊重你?所以我想我们一定要有被尊重的先决条件,一定要知道我们不如别人的地方。中国人似乎一直在死不认错,一认错就被认为是崇洋?是的,为什么不崇洋?我们现在整个思想体系、经济思想、学术思想、民主思想、法治人权思想,都不是老祖宗传下来的。社会制度、意识形态、生活方式,都是从外国来的,哪一个是传统传下来的?我们的物质生活,如汽车、飞机、眼镜、理头发的方式、房子、刮胡刀,都不是中国发明家发明的,所以我觉得不是崇洋的问题,而是学习的问题。现在台北人喜欢吃土鸡,我也喜欢吃土鸡,洋鸡没有人吃,不好吃就没人吃,洋鸡也没有人要。只要好的,就会有人要(笑声)。但中国人的神经,出奇衰弱,一提到崇洋,就是媚外,怎么会产生这种结论?崇洋不过学他们的优点,假如有一天美国人统统抽鸦片烟自杀了,我们总不会跟进吧。我们自己要有受人尊重的前提,要有反省自己的能力,这是我们民族生存发展最大、最基本的要件。怪来怪去都在怪别人,这个民族就没有救了。不但发生在我们民族身上,发生在任何民族身上,后果都一样。印第安人老讲白人杀光了他们,把白人恨入骨髓,仅仅恨有什么用?自己复兴才对!你不能复兴,白人将来可能杀得更多。我觉得我们不要责备任何人,不要抱怨任何人,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。其次,承认我们错误之后,承认自己的缺点以后,才有复兴的可能性。只怕承认了之后有些人自己的神经先行崩溃。
听众O:柏杨先生,我看您的文章很刻薄,可是今天听您的演讲,觉得您的人很可爱(笑声)。这是真话,现在有个要求,不知道文字狱是不是我们中国文化的特色。在西洋历史上,我还没有找到像中国过去文字狱的case,不知道您对这种文字狱,将来有没有多写文章,发掘明王朝以后,中国文字狱对知识分子阶层的影响。
柏杨:谢谢您的意见,我自己在牢房里搜集了不少资料,准备写一部《中国冤狱史》, 中国冤狱(包括文字狱) 之多,真是举世无双(笑声)。
听众P:柏杨先生,我最赞成您写这部冤狱史,您是绿岛大学毕业的,我是岛外小学毕业的,我也像您一样。柏杨:你坐过几年?
听众P:半年。
柏杨:幼儿园、幼儿园(听众大笑)。
听众Q:您在《早起的虫儿》书中推崇科幻小说,教人不要看武侠小说,原则上我非常同意,不过倪匡说过:不看柏杨的杂文是人生的一大损失,不看金庸的武侠小说是人生的另一大损失,不知道您的看法怎样?第二个问题是,听说您在绿岛时看了很多算命的书(笑声),我觉得算命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,很神秘,不知道您的感想怎么样?
柏杨:当我写那篇文章时,我还没有看到金庸的作品,因为那时他的小说还不能进入台湾(笑声)。我觉得看过金庸的武侠之后,别的武侠都不能看了。我看过王度庐、不肖生……很多武侠,但看了金庸的之后,别的都比下去。金庸的文字水准、意境水准,都非常够,尤其他的武侠小说在海外流行,意义更大。因为普通人看正式的文学作品很吃力, 武侠小说无形之中,使人受到感染,使中文得到普及。他确实写得不错,我很佩服他,他用这样的笔法写出来,的确是空前的。我在坐牢时买了很多算命的书,因为十二年后出来,时局都变了,我可能没办法谋生,我预备在街上摆卦摊
(笑声、掌声)。我研读了一年多,后来有人告诉我,政治犯不准当算命先生,我就没有再研究了。谈到命运,我自己是相信命运的,年轻的朋友大概不相信命运,我年轻时也不相信。
听众R:您赞成简体字,又赞成罗马拼音……
柏杨:不是罗马拼音,而是汉语拼音。因为你的说法涉及到……
听众R:您提到金庸武侠,赞成他的词句优点,这是不是关系到字形的优点,或者仅是读音的优点?如果简化,甚至只剩下汉语拼音,那么字形优点和词藻优点是不是只能靠音的优点存在?
柏杨:我想你把音变成形之后,“形”、“音”、“义”,仍会结合一起,密不可分。中国人看到“笑”字觉得在笑,可是美国人看到laugh 也会觉得在笑,人赋给“形”什么意义,它就有什么意义。人看到花固可觉得她在笑,也可觉得她在哭。改变后,字和义会重新结合。
听众R:那需要多久时间才能重新结合?
柏杨:顶多一个礼拜(听众大笑)。我的意思是说拼音很容易,一个礼拜就会了。方块字搞十年也搞不通。
听众S:我觉得今天最开心的是能够在国外看到您,在那么多年的牢狱之后。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请教,您怎么能在经过那么多苦难之后,有今天这样的心情出现在大家面前,您是基于什么样的心情,把这些苦难摆平?这是我希望自己学到的,能不能请您讲一点?
柏杨:我觉得我没有什么改变,在牢房里该哭我就哭嘛,该快乐我就快乐嘛。有人说牢房里一定每天愁眉苦脸,这证明他没有坐过牢。十年愁眉苦脸那不是要愁死掉了?该快乐的时候就快乐(笑声)。再一个就是我有这样一个看法, 人生遇到像我这样的灾难,甚至严重到像我这样要被判死刑,后来判了十二年,十二年是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,往往不能适应。家中发生变故,有的是妻子离开丈夫,有的是丈夫离开妻子,而这些夫妻当初都是经过海誓山盟的,现在都变了。另外一个现象是友情上的刺激,突然有很多朋友怕你,有的你平时以为可以托付身家性命的朋友,现在也突然变 了。有些人没有什么交情,他反而可以交托。但这一切我都有一个观念,我认为这都是个案问题,不是普遍性的。好比说我坐牢才两个月,我的前妻就离开我,不到两年就跟我离婚,我就把离婚书寄给她,她说你的东西怎么办?我说什么我的东西?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东西,我告诉她我授权给她,把她认为是我的那些东西,全都扔到马路上,因为我在台湾没有亲人,没有地方可以寄放。我认为这是个案,并不是所有女人都这样。男人也是如此,丈夫变心了,也只是那个男人如此,并不是天下男人都是混蛋(笑声)。朋友一样,有的朋友怕你借钱,有的朋友落井下石,或者根本不理你,或者表现更强烈,要求把你枪决算了,这也是个案,只是某些人如此;还有另外的人愿意帮助你,事实上也是这 样,我觉得我并没有落空,落空了,不当朋友就是了。
听众T:现在有一条补偿法,柏杨先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提出来为冤狱要求赔偿。柏杨:冤狱必须要政府自己承认是冤狱才行。像我,就不是冤狱(笑声)。
听众T:柏杨先生,你是爱情专家(笑声),美国有位妇女提出一个看法说,美国现在为什么通货膨胀?就是因为离婚率太高了。您有什么看法?
柏杨:这一类事情,每个人都可以提出一个看法。好比,我认为美国通货膨胀是他们纸张太过于浪费的缘故(笑声)。台湾因没有纸张,所以报纸不能开禁,所以不能增加篇幅,就是因为美国浪费了太多的纸(笑声)。
……
主席:如果大家已经没有问题了,我们的座谈会就到此结束,因为今天晚上柏杨先生还要赶到柏克莱大学去做另一次演讲(掌声)。
起敬起畏的哲学
柏杨
连载:丑陋的中国人 出版社:古吴轩出版社 作者:柏杨
以权势崇拜为基石的五千年传统文化,使人与人之间,只有“起敬起畏”的感情,而很少“爱”的感情。写到这 里,准有人号曰:“我们有‘仁’呀!”提到“仁”,话就得分两方面说,一方面是,有“仁”固然有“仁”,但也只是书上有“仁”,行为上“仁”的成分实在稀薄,所以我们动不动就拉出来亮相的“仁”,只能在书上找,很难在行为上找。另一方面,“仁”似乎并不是“爱”,“爱”也似乎并不是“仁”,“仁”是当权派对小民的一种怜恤和同情, 乃施舍的焉,赐予的焉,表示慷慨大度的焉,幼儿园教习对小孩子的焉。事实上是,人与人之间充满了“恭敬”和“恐惧”。有些是由敬生惧,像孩子对父亲。有些是由惧生敬,像娼妓对嫖客,像大臣对皇帝,像小民对官吏,像囚犯对狱吏。君不见朱全忠先生当了皇帝后大宴群臣的节目乎,他哥哥朱昱先生骂曰:“老三,你这样造反,不怕灭族呀?”弄得不欢而散,史书上立刻称赞他哥哥是大大的忠臣,其实他哥哥只是恐惧“灭族”而已。正史上这种节目多的是,任何一件事情,如果剔除了恐惧的成分,剩下的感情,就不堪闻问矣。《红楼梦》上,贾宝玉先生对林黛玉女士曰:“我心里除了俺祖母、俺爹、俺娘外,就只有你啦。”我老人家一直疑心这话的真实性,说贾宝玉先生爱他的祖母,爱他的 娘,一点不假,如果说他也爱他爹,恐怕问题重重。全书中就是用显微镜找,恐怕都找不出一星点爱老爹的迹象,而全是恐惧。一听爸爸叫他,就如同五雷轰顶,一个孩子对父亲竟是这种感情,在潜意识里,他恐怕巴不得老头早死。
起敬起畏的哲学使皇帝和臣民之间,官吏与小民之间的距离,一天一天拉大,皇帝的尊严真要:“升到三十三天 堂,为玉皇大帝盖瓦。”臣民的自卑,也真要:“死至十八层地狱,替阎王老爷挖煤。”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的,也是中国必然要倒霉的一种气质。
缺少敢讲敢想的灵性
不知道哪个家伙,大概是被称为周公的姬旦先生吧,竟发明了宦官这门学问。男人虽是男人,生殖器却是割掉了 的,该一类朋友,有男人的用场,而没有男人的危险,真是绝大的贡献。故当皇帝的一直乐此不疲。呜呼,“孔曰成 仁,孟曰取义”!我想活生生把男人的生殖器割掉,恐怕不算是仁,也不算是义。可是这种割掉生殖器的宫廷制度,五千年来,包括所谓圣人朱熹先生和王阳明先生在内,却没有一个人觉得它不对劲,真是怪哉怪哉。以中国圣人之多,道貌岸然之众,又专门喜欢责人无已时,而对皇帝割人的生殖器,竟视若无睹,
教人大惑不解。我想不外两个原因,第一个原因是,虽然有人觉得不对劲,但因该事和皇帝的绿帽有关,便不得不闭口不言。如果皇帝听了他的建议,废除宦官,找一批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代他看守美女如云,恐怕绿帽缤纷,杀气四起,届时真的服巴拉松了断。历史上任何一个吃冷猪肉的朋友,虽名震天下,可是遇到皇帝割生殖器,就只好假装没看见。
第二个原因是,五千年来,君焉臣焉,贤焉圣焉,都在浑浑噩噩混日子,可能根本没有一个人想到活生生割掉生殖器是不道德的。中国文化中缺少的似乎就是这种敢想敢讲的灵性。皇帝有权杀人,他就是“是”,不要说割掉几个男人生殖器没啥了不起,就是杀掉千人万人的脑袋,也理所当然。积威之下,人味全失,而奴性入骨,只要你给我官做,你干啥我都赞成。
对事不对人
托尔斯泰先生有一次向一个乞丐施舍,朋友告诉他,该乞丐不值得施舍,因他品格之坏,固闻名莫斯科者也。托先生曰:“我不是施舍给他那个人,我是施舍给人道。”
呜呼,我们对一个奄奄一息的乞丐施舍时,不能先去调查调查他的品格是甲等或是丁等,如果是甲等,就把掏出的一块钱掷过去,如果是丁等,就把掏出的一块钱重新装回口袋。盖这是人道问题,不是训导主任打分数问题。
台北名鸨何秀子女士服毒自杀,新闻轰动,遇救后在她的寓所招待记者,控诉非管区的警员和组长对她的骚扰。这一控诉出了麻烦,第一个严重的反应是警察局长,表示非取缔她不可。古之时也,“为政不得罪巨室”,今之时也, “开妓院不得罪警察”。现在把三作牌的脸撕破,再想继续下去,前途不卜可知。第二个严重的反应是,有两位专栏作家在报上提出义正词严的攻击,主要的意思是:一个开妓院的竟敢堂堂皇皇地招待记者,成什么话?
关于前者,对一个开妓院的名鸨,一直等到脸被抓破之后,才咆哮如雷,我们除了遗憾外,还有啥可说的,一说就说到红包上,柏杨先生能吃得消?那么,对于后者,也就是对于那些学问很大,而又道貌岸然,有地盘可以写方块文章的衮衮圣崽,不得不请他们听一听托尔斯泰先生的言论。
何秀子女士当鸨儿是一回事,人权又是一回事,中国宪法是不是规定妓女不准招待记者?一个妓女受了委屈,是不是不准呻吟,一呻吟就“成了什么世界”?只有蒙古的征服者才把人分为四等十级,“南人”最差,难道我们自己也将妓女划成一个最低阶层,不受法律和人道的保护?
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,现在政府一再申令警察不得刑讯犯人,不管做到做不到,立脚点固站在这个观念上。一个人犯了法,当然应该判罪,但如果大家都认为他不是东西,走上去拳打脚踢,甚至把鼻子耳朵都割掉,还不准他哼哼: “哼哼啥?你偷了人家一百块钱,还有人格呀?还敢乱叫呀!”这应是吃人的野蛮部落的事,而不应是现代化中国的 事。
福禄泰耳先生曰:“尽管我反对你所说的话,但我仍拼命为你争取说话的自由。”而一些自命为民主的人士,却用他们的大笔,封杀一个可怜女人的嘴,真使人如丧考妣。
只我例外
民主政治的精义是“我不例外”,大家都不准闯红灯,我自己也不闯。大家都不准随地吐痰,我自己就不吐一口。人人赞成法制,我就不要求特权。既然建立了制度,我就不破坏它。可是这玩意一到了中国,就成了“只我例外”,我反对闯红灯,只是反对别人闯,我自己却可以闯那么一闯。我反对随地吐痰,只是反对别人吐,我自己却可以想怎么吐就怎么吐。我赞成法律之前,人人平等;但我自己却不能跟别人平等。我赞成建立制度,但只希望你们遵守制度,我自己聪明才智要高明得多,不能受那种拘束。盖我阁下如果不能例外,岂不有失面子,活着还有啥劲?
夫“面子”是啥?洋大人怎么研究都研究不懂,有人解释为“面皮”,言其只顾外表一层,不管实际内容。有人解释为“尊严”,言其虚荣第一,实质第二。我老人家想,面子也者,大概是神经衰弱和牢不可破自私的一种产品。因精神衰弱,做贼心虚,所以处处必须用骄傲来弥补自卑。因牢不可破的自私,惟恐怕不能占便宜,所以才处处都要“只我例外”。
自私心人皆有之,不但未可厚非,而且它是促进社会的原动力。但这种自私心一旦超过某种限度,成了臭屎球,就只好抬到了太平间门口,等着断气。呜呼,一个计划也好,一个办法也好,一个会议也好,一个决策也好,甚至一件官司也好,参与谋事的家伙第一个念头就是:“俺可以在里面有多少好处?”那就是说,俺可以弄多少钱?享多少权?少负多少责任?一字一句,一举一动,都在这上兜圈圈,上也如此,下也如此,你如此,我也如此,大家抱着屎臭球死也不放。
谋利有啥不对
孙观汉先生认为“旧观念”和“酱缸”名异实同。柏杨先生想,它们似乎只是一部分相同,旧观念中也有好的,在旧观念下产生的行为,也有和日月并明的。只有酱缸蛆观念,即令它是新的,也是堕落的、恶毒的。
在“旧观念”中,一直到今天,人们还瞧不起做生意,认为做正当生意赚钱是丢人的,这跟文化走到岔道上有关。盖我们的文化本来是走在光明大道上的,却被长期的封建政体和儒家学派圣人们,群策群力,连推带打,活生生地塞到酱缸里。大家最初还叽哇乱叫,后来酱成了酱缸蛆,不要说教啦,连哼的声音都归于沉寂。孟轲先生的学说便是“何必曰利,惟有仁义而已”的,这位不曰利的祖师爷,为千万个酱缸蛆制下了仁义的假面具,明明害了杨梅大疮,鼻子都烂塌啦,却把面具一戴,喊曰:“都来看呀,俺好漂亮呀!”
在表面镇静而心里奇痒的状态之下,儒家朋友对商人充满了轻视、嫉妒、愤怒。一提起商人,就是“奸商”。奸商当然多的是,但公务员中也有坏蛋,却从没有听说过有“奸官”的(不过,“赃官”一词倒层出不穷)。夫商人以正当合法的手段赚了钱,吃得好一点,住得好一点,就有人眼红。而“三年清知府,十万雪花银”,却他妈的高贵得不得 了,人人跷起大拇指称赞他“有办法”。
一位中国文化学院夜间部的学生,向柏杨先生谈到他的教习傅宗懋先生。傅先生讲课很受学生们的欢迎,不仅口才好,而且有深度,日前他在该院这学期最后一节课时,曾对儒家的那种“正其谊不谋其利”学说,迎头痛击。傅先生鼓励学生用正当合法的手段赚钱,“谋利”不是一种耻辱,谈钱谈利也不是一种耻辱。恰恰相反的,那是一种光荣。儒家那种口不言利,口不言钱,但心里却塞满了钱和利的畸形观念,必须纠正过来,社会民生,才能蒸蒸日上。
那位学生转述这段话时,对傅先生充满了尊敬。柏杨先生听这段话时,对傅先生也充满了尊敬。盖中国人心中那块隐藏的私欲,必须取消,这块保留地一天不取消,自私心便一天牢不可破。“哀莫大于心死”,呜呼,心死者,自私心牢不可破之谓。也有一种现象不知道读者老爷注意到没有,中国人讲仁义说道德的嗓门,可是天下嗓门中最高的,聪明才智和判断力,也可是天下第一流的。问题是,千万不能碰到心里那块保留地,只要碰到那块保留地,就立刻糊涂成一罐糨糊,什么原则,什么逻辑,都会女大十八变。
沉重的感慨
在中国社会上,侠义情操已被酱成了“管闲事”,对之没有一丝敬意,更没有一丝爱意,而只有讥嘲和忌猜。或尊之为“傻子”,或尊之为“好事之徒”,成为千古以来最大的笑柄和千古以来最大的殷鉴。年轻人血气方刚,可能考虑不到这些,即令考虑到这些,也可能不在乎。而柏杨先生早已老奸巨猾,我岂能惹这种无聊的麻烦?这正是我老人家聪明之处,世人不可不知。盖中国人最大的特点是聪明过度,中国社会正是由这种无数聪明过度组合而成。而聪明过度是吝啬同情心的,这不能怪谁,同情心一丰富,就聪明不起来。
中国人同情心的贫乏,使狄仁华先生有沉重的感慨,一团沸腾的灵性被酱成一条麻木的酱缸蛆,要它活泼起来,恐怕非一时之工所可收效。
第一是保护自己
圣人曰:“知而不行,不为真知。”仅知合作的重要,而不能在行为上合作,就不算真知。仅了解团结就是力量, 而不能在行为上团结,就不算真了解。毛病似乎不出自中国人本性,而出自大家吃儒家学派的药太多,吃得跟柏杨先生尊肚一样,害了消化不良之疾。盖儒家在原则上只提倡个体主义而不提倡群体主义。孔丘先生对那些“有教无类”的二级圣人,教来教去,固然也涉及到群体行为,但涉及的分量却比蚌壳里的珍珠,还要稀而且少,大多数言论都是训练个体的焉。儒家最高的理想境界,似乎只有两个项目,一个项目是教小民如何地藏头缩尾,国家事管他娘,而只去维护自己的身家财产;用两句成语,那就是“明哲保身”、“识时务者为俊杰”,鼓励中国人向社会上抵抗力最弱的方向走。另一个项目则是求求当权派手下留情,垂怜小民无依无靠,用御脚乱踩的时候,稍微轻一点;其成语曰“行仁政”。
孔丘先生有一段话,是躲祸消灾的最高准则,其话曰:“危邦不入,乱邦不居,天下有道,则见。无道,则隐。邦有道,贫且贱,耻也。邦无道,富且贵焉,耻也。”
翻译成白话,就更明白啦:
危险的地方,千万不要去。危险的社会,千万不要住。天下如果太平,就出来弄个官。天下如果不太平,就赶紧保持距离,能溜就溜。国家大治,而你却没有弄个官,丢人;国家大乱,你却弄了个官,也同样丢人。
这段“圣人教训”充满了聪明伶俐和见风转舵,人人变成了滑不溜丢的琉璃蛋。别人把天下打太平啦,他就当官, 等需要大家抛头颅洒热血的时候,他却脚底抹油,便宜事教他一个人占尽啦;把儿子女儿送到美国“传种”的老头老太婆,大概就是儒家的正统,可当孔孟学会理事矣。在势利眼里,只有努力适应,努力使自己安全,“千金之子,坐不垂堂”,知识分子连可能有瓦片掉下来的地方都不敢去,则对政治的腐败、小民的疾苦,事不干己,看见了就假装没看 见。盖看见难免生气,生气难免要嚷嚷,嚷嚷难免有祸事。呜呼,儒家的全部教训中,很少激发灵性,很少提到权利义
务,很少鼓励竞争,而只一味要他的徒子徒孙,安于现状,踌躇满志。啥都可干,就是不可冒任何危险。所以孔丘先生谁都不赞成,只把穷得丁丁当当的颜回先生,当成活宝,努力赞扬他的安贫气质,却不敢进一步研究研究使这位二级圣人穷成这个样子的社会责任,更没有想到应如何去改造这个群体的社会,而只是瞎着眼教人“穷也要快乐呀”。一旦每个中国人都这么快乐,国家民族就堕落成原始社会。
尿入骨髓
不认真,不敬业,悠悠忽忽,吊儿郎当地“混”,是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特征。它在人性上形成的畸形心理,令人流泪满面。盖不认真不敬业的结果,必然产生强大的文字魔术诈欺。嗟夫,“真”在历史文件中没有地位,中国的历史文件就跟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样,也不得不走错方向。在这种走错了方向的脚步声中,中国同胞遂把吃奶的力气都使出 来,去追求“美”,追求“善”。独对“真”提都不提,一提“真”就摇头,要想他不摇头也可以,那就得打马虎眼。上上下下,大大小小,一致认为文字的力量可以封杀或曲解真实的事实,可以把白的染成黑的,把黑的漂成白的,把二加二证明等于八,把月亮证明四四方方。玩文字魔术的知识分子,十分有把握地认为:天下小民全是狗屎,而大批酱缸蛆也偏偏心甘情愿地──而且用一种潘金莲喝尿的精神,来坚信自己并没有受骗。怪不得苏西坡先生叹曰:“尿入骨 髓,化作酱缸泪。”该泪流到今天,都没流完。
洋人进一步,中国人退一步
祖先崇拜在本质上是充满了灵性的,可是再优秀的细胞都可能堕落成致命的癌,灵性有时候也难免堕落成僵尸。祖先崇拜遂一步栽下楼梯,成了对僵尸的迷恋。孔丘先生是驱使祖先崇拜跟政治结合的第一人,那就是有名的“托古改 制”,“古”跟“祖先”化合为一,这是降临到中华民族头上最早最先的灾祸。孙观汉先生曾在《菜园里的心痕》中对此生出很大的困惑,盖外国人遇事都是进一步想的,中国人遇事却退一步想。呜呼,“退一步”,这正是儒家那种对权势绝对驯服的明哲保身哲学。其实,“退一步”只不过是果实而已,在孔丘先生当时,这种思想已经十分浓厚,他阁下对社会的不平、政治的黑暗、人民的疾苦,都有深切同情,而且也有其解决的方法,不过他的解决方法不是努力“向前看”,不是提出一个新的时代方案,而是努力“向后看”、“向古看”、 “向祖先看”、“向僵尸看”,看三皇、看五帝、看尧舜、看周文王。他的本意可能只是画一张蓝图挂到祖先的尊脸 上,以便当权派有个最高榜样。但这种本意被时间冲淡,也被酱缸蛆曲解。于是,“古”也者,就成了黄水直流的香港脚,无论干啥,如果不捏捏该脚,就不算搔到痒处。必须捏得龇牙咧嘴,又唉又哼又哎哟,才是真本领,才算舒服得没啥可说。死祖先进而化成活僵尸,不但会呼风唤雨、撒豆成兵,成了万能的百事通,而且还忠勇俱备、品学并臻。道德高涨时,一辈子连女人都不看一眼,每天呆坐如木瓜,啥都不敢想,要想也只是想“道”(好像听哪个酱缸蛆说过,孔丘先生到死都是个童身,真是守身如玉,可为万世法者也)。
对僵尸迷恋的第一个现象是:“古时候啥都有。”凡是现代的东西,古时候都有,原子弹有,辐射线有,飞机大炮有,汽车有,民主有,共和政治有,砍杀尔有,拉稀屎有,人造卫星有,公鸡下蛋有,脱裤子放屁有,西服革履有,阿哥哥舞有,迷你裙有,等等等等,反正啥都“古已有之”,无往而不“有”。只要你能出一个题,酱缸蛆都能写出一大串古时候都“有”的典故。既然啥都有啦,潜移默化,中华民族遂成了一个肤浅和虚骄的民族,盖你那些玩意都是俺老祖宗搞过的,有啥了不起?自己搬块大石头挡住自己的去路,只好在自己的太虚幻境里,闭着尊眼,猛想美女如云。
──闭着尊眼猛想美女如云,是一种“意淫”,说这话还是“直八哲学”,如果说老实话,对僵尸的迷恋简直是一种他妈的手淫,更要斫丧元气。
第二个现象比第一个现象还要使人怒发冲冠,那就是:“古时候啥都好。”仅只啥都“有”不稀奇,必须啥都 “好”,才算够水准。这种畸形观念,大概秦王朝统一中国时就很严重,惹得皇帝老爷嬴政先生一肚子火,再加上宰相李斯先生直打小报告,于是陡起杀机。呜呼,柏杨先生可不是拍巴掌赞成焚书坑儒,而只是说“古时候啥都好”的毛病也是“古已有之”,并不是最近才抬头的新兴势力。两千年来,不要说是一种思想,像硝镪水一样侵蚀着灵性,就是一天只滴一滴水,也能把喜马拉雅山滴出窟窿。所谓“好”,似乎不是指东西好,大概再伟大的酱缸蛆,都不好意思说穿草鞋比穿皮鞋好,用丈八蛇矛比用机关枪好,骑牛骑驴比开汽车坐飞机好。所以,古时候啥都好者,可能限于四个节目(但这四个节目却是大节目,已够中国人
奄奄一息),该四个节目者,曰“人好”、“事好”、“书好”、“名好”。夫“人好”者,不用介绍,大家的口头禅就是“人心不古”,这口头禅真是口头禅,只要有人稍微碰他一下,这口头禅就会像吃了屁豆似地立刻放之。既没有经过大脑,也没有经过心脏。盖他阁下已一口咬定古人都好得顶了尖,不但不会坑他骗他,甚至当他坑了古人骗了古人的时候,古人还要温柔敦厚地向他献旗感恩。古时候的好人说起来车载斗量,取之不尽,用之不竭。连孔丘先生都服帖 的,莫过于唐尧帝伊祁放勋先生,他连国家元首都不干,而把宝座像烫山芋似的抛给姚重华先生。姚重华先生也是好人大学堂毕业的,在干了四十八年帝王后,又把那玩意抛给姒文命先生。然而他们还不算了不起,了不起的是许由先生, 一听说有人教他当皇帝,就好像谁向他念了三字经“干你娘”,赶忙跑到亚马逊河,把耳朵洗了个干净。
权力是有毒的,当权派当得久啦,免不了就要中毒。古时帝王,大概跟日月潭毛王爷差不多,一个部落的酋长,到了夏王朝,多少建立起来一点规范,开始有点舒服,于是姒文命先生进了棺材后,他的儿子姒启先生就硬是不肯放。这未免使酱缸蛆脸上没有光彩,只好用文字诈欺战术,硬说小民非跟着他走不可。姬发先生父子起兵叛变,把殷纣帝子受辛先生活活烧死,如果依照酱缸蛆的原则和逻辑,这种行为实在该入十八层地狱吃阎王老爷的屎,可是古人既然都是好的,而孔丘先生又在他们父子尊脸上抹了金,就不得不也靠文字诈欺战术。孟轲先生就很文艺化地说他阁下向东征时, 西边的小民就怨啦,曰:“为啥不先来打我们呀。”向南征时,北边的小民也怨啦,曰:“为啥不先来打我们呀。”听起来真是悦耳,盖古人既都妙不可言,就索性让他妙到台风眼里吧。
古时候的“人”既然都“好”,则古时候的人干出的“事”,像法令规章之类,自然也都好得不像话,碰都不能碰。如果胆大包天,想改它一改,就像一枪扎到酱缸蛆的屁眼里,听他号声震天吧。王安石先生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兼思想家,那个纸糊的宋王朝,如果不是他大力整顿,恐怕早亡了国──早亡给西夏帝国,还轮到金帝国动刀动枪?王安石先生曾说过一句冲击力很强的话曰:“天命不足畏,祖宗不足法。”这对酱缸蛆真是个致命的一扎,所以酱缸蛆屁眼红肿之余,便把他恨入骨髓(有一点可供读者老爷参考的,凡是抨击王安
石先生最烈,或对王安石先生的人格或私生活最污蔑栽赃的,用不着调查,我老人家敢跟你赌一块钱,他准是条大号酱缸蛆)。他阁下最后仍大败而归,实在是酱缸蛆太多,难以抵挡。
在历史上,“祖宗家法”成了猪八戒先生的五齿耙,对任何改革,用五齿耙当头一筑,就能把人筑出脑门痈。呜 呼,现在学堂里,都是学生坐着听,教习站着讲,盖学生太多,而且一天站上五六个小时,真能站成香港脚。而古时候私垫,却硬是教习坐着讲,学生站着听。这是我们这个自吹为礼义之邦的规矩,可是这规矩到了宫廷那种兽性多人性少的地方,就变了花样。却是皇帝学生孤零零一个人坐着听,大臣教习呆愣愣一个人站着讲。宋王朝时,韩维先生曾建议教习也应该坐,这请求并不过分,可是想不到喝尿分子刘邠先生马上反对。后来程颐先生也建议教习该坐上一坐(他阁下虽然也是一个酱缸蛆,却为了自私,倒也明白了一阵),闹嚷嚷了一阵,屁股仍没着落。盖这玩意是祖传的家法,动不得也。
这只不过是屁例子,比屁还大的例子多矣多矣,中国专制政体下最后一次变法百日维新,就是毁到这五齿耙上的, 嗟夫。这个五齿耙乱筑中华民族,筑了两千年之久,筑得流血抽筋,不成人形,只有出气的份,没有吸气的份。迄今为止,残余的酱缸蛆和喝尿分子,仍坚决地主张继续乱筑,有人偶尔躲一躲,就立刻大喊大叫曰:“动摇国本。”呜呼, 这种国本,如果再不动摇,中华民族的生存,恐怕就要动摇。
最大的殷鉴
中华民族有五千年传统文化,当然有优秀的一面,介绍这一面的朋友太多,说的话写的书,更排山倒海,用不着我再插嘴,即令再插嘴,也不能增加优秀的重量。我们现在面对的,却是五千年从没有见过的巨变。一种崭新的西洋文 明,像削铁如泥的利刃一样,横切面地拦腰砍过来。如果拒绝接受消化,只有断成两截,血枯而死。美国一些印第安人保留地和散布在各地印第安人的废墟,每一处都使我们胆战心惊。印第安人几乎全部住在保留地,所谓保留地,用不着睁眼乱瞧,仅只掐指一算,就可算出那里准是穷乡僻壤,一片荒凉。虽不能说寸草不生,但保留地的农作物,往往难度一次荒年。最糟的是距城市太远,也就是距交通线有学堂的地方太远。其实太远也没啥,多走几步路就行。问题在于, 印第安人压根儿拒绝接受现代文明的西洋文明。
现在,他们还可以在保留地马马虎虎过日子,过的是两三百年前美国西部武打片上差不多的日子。可是,不知道酋长老爷想到没有,一旦有一天(这一天不是不可能来临),美国人口急剧增加到十亿──别说十亿啦,十亿能吓死人, 假如美国人口急剧增加到三亿四亿吧,第一件事,你敢跟我打赌乎哉,恐怕就是把印第安同胞驱逐出保留地,赶到落矶山区,在那里,深雪没胫,无尽荒山,他们在草原上的古老求生技能,派不上用场,最后只好全体饿死。盖那些保留地的贫瘠不毛,在现代科学技术之下,开水利、施肥料,都会变成良田。目前美国政府还不在乎,到那时候,可要非常在乎矣,美国政府绝不可能永远允许印第安人,糟蹋那些土地。这是远虑,而远虑基于近忧。前已言之,近忧是他们顽强地坚持他们那种固步自封的传统文化。举个例子说吧,直到今天,他们都不尊重法律,也不相信法律,仍继续几千年来的勇敢内斗,部落与部落间经常仇深似海,不可开交。美国政府前去干预,酋长老爷曰:“这是我们自己的事。”好 吧,悉听尊便,只要不妨害白人安宁,你们即令把自己人杀了个净光,都没关系,白人乐于看到天然淘汰的成果。
──白人对归化为美国人的落后民族,一向采取“厌而远之”的态度。对印第安人如此,对中国人也是如此。就在华盛顿机场,曾上演一场镜头。吾友海伦女士貌美如花,性烈如火,丈夫老爷麦卡菲先生,台北文化界人士对他相当熟悉,不必细表。表的是某一天,海伦女士在等飞机,站得两条玉腿发酸,看见一个空位,就走过去坐下。不久一个中国人从厕所回来,发现座位没啦,一脸不高兴,跟她身旁另一位中国人用广东话骂起大街,措辞肮脏下流,写出来准吃风化官司,姑且找一句最文明的介绍,曰:“这女人的屁股怎么不丢在你大腿上呀,偏丢在我的位置上,骚到我身上来 啦。”想不到海伦女士是言语奇才,啥话都懂,她正气愤中国同胞乱占座位,更气愤中国同胞难堪的粗野。于是,一跳而起,用广东话向他们回报,教他们注意自己的教养。两位广东老乡不但不对自己的失礼道歉(注意,中国人没有道歉的文化),反而回骂起来。候机楼霎时吵成一团,华洋黑白,一齐围上来观看奇景。白脸警察闻声赶来,在一旁歪着尊脖,仔细欣赏。麦卡菲先生听到娇妻大发神威,赶忙奔来救驾,白脸警察拦住他曰:“老哥,这是他们中国人内斗,咱们千万别管。”麦卡菲先生曰:“老爷容禀,我不管不行,因为吵架的是我太太。”这则小故事可看出白人对中国人
(无论你是华裔、华人、华侨),就是如此这般,跟对印第安人一样,看成化外之民。
印第安人为啥排斥现代化的西洋文明,有人说他们始终怀恨白人的罪恶,有人说他们的民族天生僵固,没有接受新观念新事物的细胞。这两种原因都有点怪,因怀恨而拒绝接受敌人的制胜法宝,可谓其蠢如猪。因天生缺少力求上进的细胞,可谓其情堪怜。但至少有一点致命伤是明显的,可能因为生理上的缘故,印地安同胞之酗酒,似乎比台湾山地同胞,还要凶猛百倍。富兰克林先生在他的自传上,曾喟然叹曰:“酒毁灭了印第安人,但没有酒,印第安人宁愿死。” 柏杨先生没有资格作深入分析,只是说明,无论啥原因,结出的果实都是一样的。我老人家在芒特玛古堡,看到印第安废墟,和他们用野草编织的箩筐,六百年后今天的成品,跟六百年前昔日的成品,色彩图案,一点没有分别,不禁老泪纵横,似乎看到,阴风四起,黑云渐布,日暮途穷,苍茫朦胧,一幕即将来临的巨大悲剧,正在死寂的气氛下进行。可能千年,也可能只几百年,当他们被逐出保留地之日,也就是这个古老民族全族覆灭之时。连上帝都救不了他们,除非赐给他们吸收现代文化的灵性。而迄今为止,上帝仍没有赐给。反而,却像《圣经?约书亚记》上所说的,决心使他
们:“没有一个留下,将凡有气息的,尽行杀灭。”写到这里,读者老爷一定大吃一惊曰:老头,你三天没照梨花镜,就自以为三头六臂,当起预言家啦。我可不是要当预言家,而只是联想到中国同胞,不禁兔死狐悲,物伤其类。中华与印第安两大民族,虽然有许多不相同之处,却也有许多相同之处。最相同的一点是,大家都有浓厚的崇古崇祖的情绪,这情绪是浪漫的,多彩多姿,使人动容。可是却因之使我们无法面对现实,对现代化深拒固闭,对有些已经毛病百出的传统文化,仍搂在怀里,沾沾自喜。类似乎这些相同之点,都是致命之点。
印第安朋友的传统文明,少得可悲,如果他们肯吸收现代化西洋文明,可以说易如反掌,盖房子里空空如也,只要新式沙发搬进来就功德圆满。中国人屋子里却塞满了长板凳、短板凳、高板凳、铁板凳、木板凳、带刺的板凳、滑不溜丢的板凳,如果不动心忍性,把它们扔到化粪池里,新式沙发就永远进不了大门。印第安人是个活榜样,这个可哀的红脸民族,跟西藏冈底斯山的牦牛群一样,低着头,朦胧着眼,蹒蹒跚跚,有意无意,身不由己地,一步一步,走向绝种的死亡之谷。听到他们蹒跚的脚步声,和世代的辛劳喘气,心都裂成碎片。有人说,你别杞人忧天,中国人多呀。咦,在可怕的核武器和强大的生存竞争压力下,人多可没有用。印加帝国的人口可多,如今都到哪里去啦。有人说,中国人聪明呀,聪明确实聪明,但把聪明用到抗拒改善自己品质,动不动就翻天印和窝里斗,聪明反而会被聪明所误。似乎只有自惭形秽、痛改前非的觉醒,才能躲过印第安朋友所遭的大难。
把羞愧当荣耀
“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堂”接受“台北市政府教育局”的委托,调查大家对体罚的意见,提出报告说,百分之九十一的教习,百分之八十五的家长,及百分之八十的学生,都认为只要不造成伤害,适当的体罚是应该的。这个调查表示, 开揍的和挨揍的,跟赤壁之战周瑜和黄盖一样,两情相悦,一方面愿打,一方面愿挨。“中国心理学会”和“中国心理测验学会”的联合年会上,也提出讨论,与会的若干英勇好战型的朋友,在学院派魔术名词的云雾中,要求把现代课 堂,恢复成为古代刑堂。而身为“台湾省政府主席”的林洋港先生,跟柏杨先生的命运恰恰相反,在“台湾省议会”中,现身说法,说他小时候读书,就是因为教习把他打得哭爹叫娘,他才获益良多。“国立阳明医学院”教习刘家煜先生,还要建议教育部,认为教习对学生,可以作适当的干活。
最精彩的还是台北《自立晚报》记者杨淑慧女士的一篇特稿,标题是:“爱心乎?体罚乎?运用得当最为重要。只要避免学子误入歧途,教育局何须硬性规定。”文中有一段流芳千古的话,她报道曰:“据了解,台北市某著名国民中学一位男老师,他的‘教鞭’和‘教学’同样有名,上课的第一天即在教室中安置好藤条(柏老曰:好一个大刑伺候的场景),然后和学生约法三章,每次考试距离标准成绩几分,就打几下。结果,这位老师的班级,成绩总是特别好(柏老曰:也就是升学率高)。他的大名全校响丁当(柏老曰:他如果在讲台摆上钢铡,大名丁当地恐怕能响到伦敦),学生都期望让他教(柏老曰:这得作一个科学调查才算数,不能用文学的笔法),许多毕业后的学生怀念的竟是‘排队打手心’(柏老曰:刚考上联考的老爷老奶,还可能有此一念。以后下去,恐怕不见得),足见实施体罚与否,并不重要
(柏老曰:在该响丁当的教习看,恐怕是实施体罚十分重要),重要的是体罚所带来的意义。”
这段文章是酱缸文化的特有产品,远在一○六八年宋王朝,这种产品就已经上市。当时皇帝小子上课听教习讲书, 是坐着的,教习却像跟班的一样站在一旁。宰相兼皇家教习王安石先生尊师重道,建议应该也赐给教习一个座位。消息传出,酱缸立刻冒泡,大臣之一的酱缸蛆人物吕诲先生,好像谁踩了他尾巴似地嚎叫起来,提出杀气腾腾的弹劾,曰: “王安石竟然妄想坐着讲书,牺牲皇帝的尊严,以显示教师的尊严。既不知道上下之和,也不知道君臣之份。”
呜呼,古之时也,有些教习以站着伺候为荣。今之时也,有些学生以“排队打手心”为荣。记得一九一○年,“中华民国”建立之初,一个遗老爬到县衙门前,露出雪白可敬的屁股,教他的家人打了一顿板子,然后如释重负曰:“痛快痛快,久未尝到这种滋味矣。”这比打手心的涵义,就又进一层。
百思难解的是,奴性在中国何以不能断根?中国文化中最残酷的几项传统:其中给女人缠小足、阉割男人和体罚, 都已被革掉了命。教育部严禁体罚,是它所作的少数正确决定之一。想不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,竟面临挑战。问题是, 羞辱就是羞辱,只有奴性深入脑髓的人,才会身怀绝技,把羞愤硬当作荣耀。有英勇好战型的人不足奇;有吕诲这样的人,有甘于“排队打手心”这样的人,才是中华民族的真正危机。如果这种羞辱竟能变成荣耀,则世界上根本没有荣耀矣。被羞辱而又其乐陶陶,如果不是麻木不仁,就是故意打马虎眼,包藏祸心,再不然,准是天生的奴才或奴才胚。
主张体罚的朋友,强调只要有爱心就行。呜呼,爱心,爱心,天下多少罪行,都披着爱心的美丽画皮。父母为女儿缠小脚,为了她将来好嫁人,是爱心。“君父”把小民打得皮破血流,为了“刑期无刑”,也是爱心。试问一声,教习对学生,一板子是爱心?十板子一百板子还是不是爱心?报上说,教习把学生三个耳光打出脑震荡,他同样也坚持他是出于爱心。分际如何划分?内涵又如何衡量?爱的教育中绝对没有“修理学”镜头。至于“适当”,啥叫适当?谁定标准?又用什么鉴定?“只要不造成伤害”,事实上,任何体罚都造成伤害。好比说,只要不造成伤害,就可把手伸入火炉里,这话比轮胎漏气的声音还没有意义。任何人在开揍时,都先要肌肉扭曲,目眦俱裂。而这种邪恶的神情和眼中冒出的凶光,还没有动手,就已造成伤害矣。再加上所展示的绝对权威的感情蹂躏,像教孩子自动伸手待打,那根本没有爱,只有恨──双方面互恨,因为那是一种人格上的凌辱。一旦学生对“排队打手心”都不在乎,羞耻心便荡然无存,体罚也失去被认为“好”的一面的意义。考试有标准答案,不合规格的就要受到暴力镇压,孩子们的自尊、灵性和最可贵的想像力,恐怕全部斫丧。至于有百分之二十九的教习,因为教育部严禁体罚,就“心灰意冷,不管教学生”。一个从事教育工作的文化人,如果不准他施展把学生打得鬼哭神号的手段,就束手无策,怠工弃守,教育部应请他们卷铺盖走路,介绍去赌场当保镖。
柏杨先生没有力量反对百分之九十一、百分之八十五、百分之八十。但我老人家可要向那些不甘受辱的学生老爷, 提个秘密建议,如果打到你头上,你虽不能起而抗暴,但你应该跟柏杨先生对侯仰民先生一样,记恨在心,来一个大丈夫报仇,十年不晚。有些好战分子的教习,可能发狠曰:“我就是打啦,十年后见。”对这种地头蛇,你就更应该永远不忘,给他来一个真的十年后见。然而,这并不是柏老的主要意思。主要的意思是,这次调查结果,愿打的跟愿挨的,所占比例竟如此之高,使人沮丧。夫教育的目的在培养人性的尊严和荣誉,而今大家居然有志一同,都醉心于摧毁人性的尊严和荣誉,可说是教育界二十世纪十大丑闻之一,说明酱缸的深而且浓,也说明我们教育畸形发展,已到了倒行逆施的地步。越想越毛骨悚然,嗟 夫!
炫耀小脚
抗战之前,柏杨先生曾在报上看到过一位记者老爷的西北访问记。该记者大概在十里洋场的上海长大,一旦到了甘肃河西走廊,对女人的小脚大为惊奇。该报道原文已记不得啦,只记得大意是,他访问了一位小脚老太婆,该老太婆谈起当初缠脚的英勇战斗时,正色曰:“俺那村上,有女孩子缠脚缠死的,也有女孩子缠了一半不肯缠的。”该记者形容曰:“当她说这些时,故意把她的小脚伸出炕头,似乎是炫耀那些死亡的成绩。”这段评语一直印在脑海。嗟夫,酱缸蛆炫耀传统文化,跟这位老太婆炫耀她的残废小脚,你说说看,有啥区别?
老太婆炫耀小脚是一种至死不悟,酱缸蛆炫耀酱缸则是一种至死不悟兼虚骄之气。孙观汉先生上周写了几个字在一份他剪寄的《真实杂志》单页上曰:“中国人在‘倒运’时期,心理上尚有这么多自夸自傲,我真怕‘走运’时期来 临!”孙先生显然对未来感到隐忧,不过,“欲知来世果,且看今世因”!今世充满了自满自傲,绝不会有一天成为真正的大国,敬请放一百二十五个心可也。但孙先生的隐忧却发人深省,嗟夫,中国沦落到今天这种地步,真应该父母兄弟,抱头痛哭,把过去的一切都搬出来检讨。然后,吸鸦片的戒掉鸦片,吸海洛因的戒掉海洛因,推牌九的戒掉牌九, 偷东西的戒掉偷东西,包妓女的立即把妓女遣散,病入膏肓的立即送进医院,害花柳病的立即打六○六,断手断脚的立即装上义肢。然后,一齐下田,耕地的耕地,播种的播种,挑土的挑土,浇水的浇水,这个家才能够兴旺。如果大家只会张着大嘴瞎嚷,而嚷的只是我们从前是多么好呀,恐怕只能限于过去好,现在可好不了,将来更好不了。
臭鞋大阵
其他地方所没有,惟独台湾特有的,就是“臭鞋大阵”。不管去谁家,都要攻破臭鞋大阵,才能登堂入室。上得楼梯之后,第一眼看见的就是每家门口,都堆满了臭鞋。我说臭鞋,只是观感上的,既不能一一拿起来放到鼻子上,当然不敢一竿子打落一船鞋,说每一只都臭而不可闻也。但如果说它奇香,也应该查无佐证。
每家门口都堆臭鞋,实在是二十世纪十大奇观之一,有新鞋焉,有旧鞋焉,有男鞋焉,
有女鞋焉,有大人的鞋焉,有儿童的鞋焉,有高跟的鞋焉,有低跟的鞋焉,有不高不低跟的鞋焉,有前面漏孔的鞋焉, 有后面漏孔的鞋焉,有左右漏孔的鞋焉,有像被老鼠咬过到处漏孔的鞋焉,有类似柏杨先生穿的一百元一双的贱鞋焉, 有类似“台湾省议员”陈义秋先生穿的四千九百元一双的阔鞋焉(陈义秋先生还有价值四百五十元的阔头,那属另一可敬范围,心里有数,不必细表)。群鞋毕集,蔚为奇观。
这些臭鞋所布下的臭鞋大阵,跟契丹帝国萧天佐先生在三关口布下的天门大阵一样,暗伏奇门遁甲,诡秘莫测。于是有的鞋仰面朝天,有的鞋匍匐在地,有的鞋花开并蒂,有的鞋各奔东西,有的鞋张眉怒目,有的鞋委屈万状,有的鞋鞋相迭,有的则把守在楼梯之口,形成现代化的绊马桩。主人之出也,先伸出脚丫,像吾友穆桂英女士的降魔杖一样, 在臭鞋大阵中左翻右踢,前挑后钩,直到头汗与脚汗齐下,才算找到对象。客人之入也,比较简单,但如果遇到像柏老这类朋友,袜子上经常有几个伟大的洞的,就得有相当勇气,才能开脱。而有些朋友则鞋上是有带子的,你就得耐心的
观光他们撅起的屁股,如果属于千娇百媚,当然百看不厌,如果是属于老汉或讨债精之类,就无法不倒尽胃口,尤其有幸或不幸的人,客人如果太多,一连串把屁股撅起,就更显示臭鞋大阵的威力。
然而,臭鞋大阵的最大威力,还不在使人伸脚丫或撅屁股。伸伸脚丫,撅撅屁股,等于活动活动筋骨,也是有益于健康之举。问题是从臭鞋中所宣传出来的那股异味,实在是一种灾难。从前南方蛮荒地带,有一种瘴气,谁都弄不清瘴气是啥,有人说是毒蛇猛兽口中吐出来的,有人说是妖魔鬼怪布下的天罗地网。我想那分明是一种空气污染,人们冒冒失失闯了进去,轻则头昏脑涨,重则一命归阴。而中国公寓中家家户户的臭鞋大阵,使得整个楼梯,从根到梢,无处不熏人欲呕,可称之为公寓式的瘴气,一个人如果从二楼走上十楼,他至少要冲过十八个臭鞋大阵。而每一个大阵的臭味都是具有辐射性的,透过气喘如牛的尊鼻,侵入咽喉和肺部,积少成多,累瘴成癌,恐怕现在砍杀尔大量增加,医院门庭若市的场面,即与此有关。
得砍杀尔也不严重,顶多死翘翘。严重的是为啥外国都没有这种景致,而中国独有?沿梯而上,一堆臭鞋连一堆臭鞋,即令不得砍杀尔,也会得鼻腔癌。纵是现代化大厦,走出漂亮的电梯,首先入目的就是一堆臭鞋,实在百思不得其解。尤其是室内装潢得跟凡尔赛宫一样,金碧辉煌,却狠心在门外堆起一堆臭鞋。这似乎包含着一个严肃的课题──绝对的自私兼绝对的自卑。自私的是,把自己都不能忍受的东西,推到大门之外,教别人去忍受。把自己看了就心乱如麻的玩意,推到大门之外,教别人去心乱如麻。把自己嗅了就会中毒的奇异怪味,推到大门之外,教别人去中毒。
———一切一切,只想到自己,没想到别人;只想到自己的利益,没想到别人的利益;只要自己家里一尘不染,不管公众场所如何脏乱;只要自己舒服,别人就是栽倒到他的臭鞋大阵之中,气绝身亡,他也毫不动心。
自卑的是,对解决不了的事情,“眼不见,心不烦”,乃“锯箭杆学”的传统干法,只要俺家像个神仙洞府就好 啦。从前之人,还扫一扫门前雪,现在不但连门前雪不扫,还把自己家里的雪堆到那里。古诗不云乎:“双手推出门外月,吩咐梅花自主张。”现在则是:“一脚踢出臭鞋阵,推给别人胃溃疡。”六十年前的事啦,那时柏杨先生年纪方 轻,有一次去探望一位朋友,他慷慨大方,举世无匹,当下就买了四两排骨请客,预备教柏老过过馋瘾,他太太不知道怎么搞的,一不小心,把那块伟大的排骨掉到茅坑里。该朋友不动声色,用竹竿好不容易把它捞了出来,洗了一下,照样下锅。一直等到酒醉饭饱,他才宣布真相,那时的柏老已经十分聪明,念过洋学堂的卫生之学,立刻就要往外呕吐, 他跳起来掐住我老人家的脖子吼曰:“咽下去,咽下去,眼不见为净,这都不懂,还上洋学堂哩。”那一次我可真是咽下去,一则舍不得吐,一则被他掐得奇紧,吐不出也。这事早已忘光,最近碰见大批的现代化的臭鞋大阵,家家户户,都在眼不见为净,才觉得胃肠有点不舒服。
为别人想一想
在中国,只拼命想到自己,视别人如无物的现象,多如驴毛。对方如果竟然胆敢证明他也存在,而且有独立的人 格,麻烦可就大啦,小者吵嘴,大者打架,再大则一顶帽子罩下来,不是说你小题大做,就是说你惹是生非,不是说你不知道安分守己,就是说你不知道温柔敦厚,乱发牢骚乱骂人。而乱发牢骚乱骂人者,一一都在卷宗里,后果堪哀。柏杨先生安居汽车间中,将近十月,头顶之上,都是富贵之家,而就在二楼阳台的栏杆外边,屋主支起铁架,在上面放了一排盆景。盆景赏心悦目,当然妙不可言。但该屋主每天都要浇水两次,而且每次都浇得淋漓尽致。有一次,酷日当空,柏老在门前买了一碗豆花,蹲在那里正吃得起劲,忽然大雨倾盆,倾了我一头一 脸,刚吃了半碗的豆花,也荡荡乎变成满碗,心里诧曰:“这是何方神圣,赐下这种宋江式的及时之雨。”抬头一看, 原来能源出在浇花上,而屋主老爷已经龟缩在案,不见踪影。我本来要大声开骂的,怕骂了要挨揍,就没有骂。又想上楼找该家伙理论,心里一想,我这个三无牌恐怕不是对手,只好作罢。于是不久我就练就一种三级跳的奇功,只要他阁下手提喷壶,抛头露面,我就一跃而入,或一跃而出,身上滴水不沾。这种栏杆上列盆景的奇观,在公寓式的楼房之上,几乎触目皆是,有些更前后夹攻,在屋屁股的阳台上也罗列一 排,则下面晒的衣服就要遭殃。而且日久天长,铁架生锈,忽然有一天塌啦,下面的朋友岂不要脑袋开花。即令不塌, 铁架孔洞奇大,万一掉下一片碎瓦或一块石头,尊头同样受不了。实在想不通,住在上面的家伙,为啥不为下面的人想一想。和这同属奇观的是悬挂高楼的一些冷气机。呜呼,巍巍大厦,七层焉,八层焉,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层焉,高矗天际,美仑美奂,俨然小型皇宫,却每个窗口都突出一个黑漆漆的小棺材。既大小不同,也式样不一,每个小棺材又都有一根输尿管,晃晃当当,迎风招展。好像一个雍容华贵的贵妇人生了一身脓疮,把全部美感都破坏无遗。然而我们担心的倒不是美感,而是万一有一天小棺材的支架跟花架一样,由老而锈,由锈而断,忽地扑通,翻滚而下, 砸到路人的尊头之上,据我了解,那效果可比倾盆大雨厉害。我们再一次地想不通,有钱的大爷,为啥不为路人想一 想。
公寓的威胁不仅是后天的人造雨和小棺材,也有先天的胎里毒。柏杨先生为了谋生,每天要经过台北市忠孝东路四段两次之多,每逢驾临到一个名“国泰宝通大楼”的庞然大物,就怦然心动。心动不是想搬进去住,我可是从没有这种想法,犹如我从没有想搬进吾友伊丽莎白二世的白金汉宫去住一样。我之所以怦然心动,是它的窗子。盖别的大楼,窗子都是左右拉的,只有“国泰宝通大楼”的窗子,却是向前开的焉。夫窗子向前开,空气的流通量,当然比窗子左右拉要大两倍,屋主老爷住在其中,可能因此多活三千年。但问题也就出在这上面,向前开的现象是,每个窗户都跟衙门一样──作八字形,金属的窗轴是惟一的支柱,这支柱再粗也粗不过放盆景或冷气机的铁架。即令是钢的吧,钢也有腐烂之日。好吧,俺的窗轴是钻石做的,那就算钻石做的。可是窗架窗框总不能也是钻石做的吧,窗轴如不先坏,窗架窗框也会先坏。一旦坏啦,恐怕倒霉的仍是行路的朋友。如果它不垂直而下,来个天女散花,散到马路之上,坐汽车的朋友,也难逃此劫。
最主要的是,风力的强度,随着高度而比例增加。比例的数字,柏杨先生一时想不起来(这非关记忆不好,如果你阁下欠我银子,看我记得清楚),只仿佛记得,纽约的帝国大厦,如果地面是一级风,屋顶就是八级风,而八级风足可以把一个人像稻草一样卷起来抛到半空,以致游客们不得不像幼儿园一样,“大家小手牵小手”,或战战兢兢,紧抓栏杆,胆小鬼还得用一条绳索绑住纤腰。
台北“国泰宝通大楼”固然没有纽约帝国大厦那么高,但风力的递增定律,却是天下一样。该大楼现在是新盖的, 还没有跟台风老爷碰过面。而且即令撑过一次两次,柏老也不相信那细细的窗轴能长期抵抗日夜不停的高空的强风,万一表演炸弹开花,别人的态度如何,我不知道;我自问可是誓不敢当。于是又想不通,当初设计的工程师老爷,为啥不为窗外人想一想。
写到这里,敝孙女拿了一张表格,教我老人家填写。表是啥表,不必说啦,反正是临表泣涕,不知所云。尤其使人泪落如雨的是,表上留给填表人应填项目的位置,空白奇小。像“住址”栏的“省”、“县”、“市”、“路”、 “街”、“巷”,上面的空格,小得简直是在主办视力测验。有些空格倒是比较大方,留的位置较大,但也只能大到眼睛可以看见的地步,想把要填的字挤进去,恐怕得使用世界上最尖的笔,外加上一副世界上最精细的显微镜。“阅读书籍”栏,奇窄而且奇短,填三本两个字书名的书,都得冒汗,一个人一生如果读过三十本书,仅填表就能填出近视眼。更想不通,制表人为啥不为填表人想一想。
这些都是小事,但从这些小事,可看出心理上的症结。浇花水倾到你身上,冷气机掉到你头上,窗子把你砸得稀 烂,填表填不进,那都是你的事,原主钱大力猛,就是这么干啦。不出事时,谁嚷嚷都没用,嚷的嗓门稍大,则招灾进祸。一旦出了事,血肉横飞,官盖云集,开会如仪,号叫着要追查责任,结果查来查去,除了死人有责任外,谁都没责任。呜呼,这症结跟家家户户门口的臭鞋大阵一样,是一目了然的,过度的自私和自卑,使头脑不清兼老眼昏花。
不会笑的动物
记得若干年前,有人曾对民族舞蹈演员面无笑容感到诧异,主持人答曰:“那一幕是‘宫女怨’,宫女当然愁眉苦脸。”但后来演至《喜相逢》、《万寿无疆》,仍愁眉苦脸如故,不知主持人如何说词。过去我曾想到,可能黄种人天生地不会笑和不喜欢笑。可是到了日本一瞧,他们那些黄种人不但会笑,也喜欢笑,除了车掌小姐会笑外,连开那单调如棺材的电梯小姐也会笑,乃大吃一惊。于是再追究中国人所以笑脸甚少的原因,可能是百年来战乱频仍,哭的时候 多,依生物学“用进废退”的定律,再加上整天无米少盐,以致想笑都笑不出。
中国人的缺少笑容,对观光事业是一种威胁。但最大的威胁仍在中国人对陌生人的态度上,柏杨先生为谋生走遍各省,发觉除了北平一个地方外,几乎无一处不“欺生”。
人类是一种会笑的动物,但中国的女护士和女车掌例外。关于这一点,大家呐喊了十余年,大概公共汽车管理处和台大医院(台北医院也很精彩)当局忙于搞红包,无暇改进之故,所以一硬到底,迄今不变。看情形,除非把钞票摔到她们脸上,便是老天爷都无法教她们龇龇牙。
另外,女店员的面孔,似乎也应纳入改进之列。当你进店之时,活像一头猫撞进了老鼠窝,小眼睛全充满了敌意地望着你,如你索物,则先打量你的衣服,然后告曰:“贵得很。”你问:“还有好的乎?”曰:“更贵。”我有一个朋友,在外语学堂读书时,便曾在台北中山堂前一家委托行,因购一件价值五百元的毛衣而大吃其瘪,该老板伸颈细瞧其领牌,不屑曰:“你外语学堂毕业,当个翻译官,一个月也不过五六百元,还是省点吧。”不过结果大出老板意料,吾友竟然有钱买了一件。然而最痛苦的是,当顾客看了两件不买辞出之时,上至老板,下至店员,无不怒目而视,口中念念有词,一种像被鸡奸了似的嘴脸,全露了出来。于是,有人曰:没有关系,他们见了洋大人,笑容自出。须知观光事业发达后,洋大人如过江之鲫,将逐渐不再稀罕,且洋大人也有寒有穷,久而久之,劣根性复发,难免终有一天,华洋一视同仁。
坐计程汽车没有小账,应是中国惟一值得大吹之事,但仅此一项,难广招徕。不二价运动应设法展开,凡是在台北中华路买过东西的人,恐怕都有同感,真正地漫天要价,就地还钱,上当不上当全凭运气。柏杨先生从前曾发明一定律曰:“还他一个你根本不想买的价,包不吃亏。”结果不然,前日往购一皮箱,要价三百,我以为它只值一百五十元, 但嫌其式样不好,乃大声曰:“七十元。”料想他宁去自杀,也不会卖,想不到他大叫曰:“好啦,拿去。”呜呼,如何使中国人以善意和诚恳对待陌生人,不仅是观光之道,亦是做人之道。
中国人好像是一种不会笑的动物,圣人曰:“君子不重则不威。”每个人似乎都要“重”要“威”。人生篱笆就像西柏林围墙一样,活生生筑了起来。笑固然和“重”、“威”并不排斥,但天长日久的冷漠,却是可以把笑排斥掉了 的。呜呼,中国人不但对别人从不关心,似乎还对别人充满了忌猜和仇恨。前天报上有则消息,台北峨嵋餐厅一个伙计病故,老板不给钱,家族们就把棺材抬到餐厅抗议。食客同胞一瞧,大喊倒霉,一哄而散,有的趁此良机也就没付账。嗟夫,抬棺材对不对是一个问题,我们只是感慨,那位死人对活人的意义,难道只是“倒霉”?难道没有一点哀伤之 情?
礼义之邦
一个人的教养和全民的品质,在人际关系第一层面的接触上,完全显现出来。贵阁下还记得《镜花缘》乎,唐敖先生到了“君子国”,对礼义之邦的定义是:“圣圣相传”、“礼乐教化”、“八荒景仰”。其实他阁下不过见了商店买东西时童叟无欺一件事,就五体投地。而在美利坚,童叟无欺早已稀松平常,不仅仅价钱不欺,服务态度更使人叹为观止。柏杨夫人在拉斯维加斯一家小店,看上了一件小褂,言明十二美元成交,货银两讫,正要包装,发现右腋下有块米粒大,仿佛可以看得见的黑斑,老妻曰:“哎呀,这是啥?”店员老奶拿起来,映着日光细瞧,歉然曰:“确实是一个汗渍,用水洗可能洗掉,但也可能洗不掉。你如果同意的话,我去问问老板,看是不是可以减一点价。”接着冬冬冬冬跑上二楼,再冬冬冬冬跑下,说可以便宜两块美元。这件事对我来说,无疑当头一棒,盖被店员虐待,已成习惯,一旦春风化雨,真忍不住上去抱住那老奶亲个嘴。如果换了台北,或换了香港,一场警匪枪战的节目,铁定地盛大推出。死婆娘竟然有胆量吹毛求疵,店员必然横眉怒目, 迎头痛击:“怎么,你说啥,黑斑?笑话,我怎么看不见?就是有黑斑,在胳肢窝底下,有啥关系,你是举起胳膊走路的呀?要挑眼早挑眼,买主还有老实的,现在发票都开好啦,你想退货?减价?莫名其妙,以后买东西时先背地里数数自己的家当,银子不够时少充阔佬!怎么,你不服气呀,我们是五千年传统文化的礼义之邦,向来宾至如归的,你不敢不如归呀!撅嘴嘟囔,好像谁欺负你似的,我们这么大的公司,还在乎你那点碎银子?你们这些文化根基太浅的外国土包子,我也懒得去报官。反正一句话:买不起,算啦,拿来。”拉斯维加斯是纯观光的赌城,百分之九十都是旅客,而这些旅客又百分之九十九一生中只来一次两次,坑这些人绝无后患。但他们却仍跟其他地方商店一样,亲亲切切,正正派派。
三句话
中国人初到美国最大的困扰,是美国人的礼貌多端。马路上随随便便擦肩而过,似乎好像碰那么一下,也似乎好像没有碰那么一下,对方总要致歉曰:“对不起。”如果真的短兵相接,肌肤相亲,那声“对不起”就更如同哀鸣。即令你低头猛走,撞个震天响亮,也会引起一迭连声的向你“对不起”。这个动辄“对不起”场面,实在难以招架。在我们中国,却是另一种镜头,两人一旦石板上摔乌龟,硬碰了硬,那反应可是疾如闪电,目眦尽裂,你瞧他表演跳高吧,第一句准是:“你瞎了眼啦。”对手立刻还击,也跳高曰:“哎呀,我也不是故意的,你还不是也碰了我,我都不吭声, 你叫啥叫?”前者拉嗓门曰:“碰了人还这么凶,你受过教育没有?”对手也拉嗓门曰:“碰了你也不犯杀头罪,你想怎样,教我给你下跪呀,哼,你说我碰了你,这可怪啦,我怎么不碰别人,是你先往上碰的,想栽赃呀?”事情进化到如此地步,软弱一点的,边走边骂,边骂边走,也就是鸣金收兵。刚强一点的,一拳下去,杀声大作,马上就招来一大堆看热闹的群众,好不叫座。
请读者老爷注意,从第一碰到作鸟兽散,我们听不到一声“对不起”。博大精深的“死不认错学”,在这件街头小景上,充分发扬光大。所以柏杨先生认为中国同胞已丧失了说“对不起”的能力,每个中国人都像一个火焰喷射器,只有据“力”力争的勇气。
西方文明的特征之一,是承认别人跟自己同样的存在,同样的应受到尊重,所以总是小心翼翼表达这种尊重。踩了你的尊脚固然“对不起”,实际并未踩到只不过几乎踩到也“对不起”,咳嗽一声固然“对不起”,打个其声如蚊的喷嚏也“对不起”,正在谈话他要去撒尿固然“对不起”,厨房失火,他要去救火也“对不起”。旅客们最常见到的节目是,你正努力照相,有人不小心从中间穿过,他们也要“对不起”。然而绝大多数的洋大人,一见你举起照相机,都会像呆瓜一样,停下来站着傻笑,等你按下机关之后再走。照相朋友如果是中国同胞,麻木已惯,不会有啥反应。照相朋友如果是洋大人,他们不甘寂寞,总是要开上一腔。这时候不再是“对不起”啦,而是“谢谢你”。
“谢谢你”给我的威胁,跟“对不起”给我的威胁,同样沉重。世界上竟有人把唾沫浪费到这两句话上,实在难以了解。柏杨先生虽然十八般武艺,样样精通,可是到了美国,要想逃出这两句话的网罗,却比登天都难,你越踢腾,他越“谢谢你”。照相朋友照完相你再穿肠而过,他们固然“谢谢你”;就是去买东西,东西到手,他们也要向店员“谢谢你”(换在中国,不要说顾客啦,就是店员能说声“谢谢你”,天花板都会感动得塌下来);银行提款,柜台老奶眼睁睁看你把白花花银子拿走,也会“谢谢你”(读者老爷不妨到中国银行打个转,便知端详);到衙门办事,临走把证件交还你时,也要“谢谢你”(贵阁下到咱们中国各衙门试试,包管你立刻发思洋之幽情);一旦开快车或不该转弯处硬转了弯,警察老爷交给你罚单,也要“谢谢你”(台北街头开罚单的结果,恐怕是一个板起晚娘脸,一个口吐三字 经)。在洛杉矶时,吾友周光启先生带我去停车场开车,临出大门,缴出银子,取回单子,他也冒出一句“谢谢你”。我训勉曰:“老哥,礼多必诈,你不给钱,他放你一马呀,有啥可谢的?”他想了半天也没想出非谢谢不可的理由。可是第二次再去,他“谢谢你”如故,把我气得要死。
柏杨先生印象最深的“谢谢你”,是弹簧门奇案。我老人家经过弹簧门时,向来都是推之而过,然后撒手不管的。到美国后,当然一切如初。朋友屡诫曰:“老头,这里是番邦,你可别把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带过来,千万看看后面有没有人,再慢慢松回原处。”笑话,我来美国是游历的,不是给人管门的,我走过的弹簧门比你见过的都多,还用你上课乎哉。于是,有一次,我一撒手,门向后猛弹,屁股后一位白脸老爷发出一声大叫,朋友和我急得几乎跪下讨饶(本来我要脚底抹油,偏偏闻声赶来救驾的闲人太多,没有跑成)。幸好未碰出脑震荡,白脸老爷瞧我的长相打扮,以为准是新几内亚吃人部落的重要人物,没敢追究。事后朋友告曰:“你没吃过猪肉,也应看过猪走,请学学洋大人,那才是真正的爱国之道。”呜呼,原来洋大人经过之后,总要停步扶门,直等到后面客人鱼贯而入,或有人半途接棒,再缓缓放手的。不经一事,不长一智,对这种规矩,我老人家不久就滚瓜烂熟,也因而不断听到后进的洋老爷洋老奶一连串的“谢谢你”,好不得意。
──回到台北,我仍继续崇洋了一阵。不过,三天下来,就恢复原状,非我意志薄弱也,而是每次停步扶门恭候, 屁股后跟进的黄脸朋友,嘴里都像塞了干屎橛,没有一个人说声“谢谢”。我就御手一松,管他妈的碰活也好,碰死也好。呜呼,要想从中国人口中掏出一句“谢谢你”,恐怕非动用吾友猪八戒的五齿耙不可。
──事实上美国的“谢谢你”,跟“对不起”一样,已成为民主生活的一部分,连刚会讲话的小娃,妈妈给他擦屁股,都会说“谢谢你”,这使得它发展到泛滥之境。贵阁下看过强盗抢银行的镜头乎,彪形大汉掏出手枪,教柜台老奶把银子装了个够,然后脱帽曰:“谢谢你。”这才撤退。不过,柏老的意思是,宁可泛滥,也不要被干屎橛塞死。
要特别声明一点,“对不起”和“谢谢你”,都和笑容同时并发,于是,自然蔓延出来另一句话:“我是不是可以效 劳?”我老人家这么一把年纪,从大陆到台湾,从山窝到都市,从三家村到洋学堂,从牙牙学语到声如巨雷,“对不 起”、“谢谢你”虽少如凤毛麟角,倒偶尔还听到过,只有“我是不是可以效劳”这句话,可从没有听有谁出过口的。平常日子,我们都是朋友开车接送,威风凛凛,趾高气扬。可是有一次却抓了瞎,我和老妻从华盛顿中心区,坐地下铁到春田镇,春田镇是地下铁尽头,必须再坐一程出租车,才能到请我们吃饭的朋友尊府。偏偏美国的出租车比柏杨先生身上的银子还少,我们在车站东奔西跑,眼看天又渐晚,急得像两条丧家之犬。一位年轻的美国朋友看出我们出了毛病,前来询问,他是不是可以为我们效劳?真是傻瓜,这还用问。他就放下他的小包袱,站在马路中央,眼观四面, 耳听八方,最后拦阻了一辆,大概司机老爷赶着回家晚餐,硬是不肯,他阁下俯在窗口说了半天,才招手唤我们过去。等我刚想清楚,想问他一声尊姓大名,他已扬长而去啦,若非他拔刀相助,看情形我们只好就在那里打地铺过夜。
排队国
美国人是一个喜欢帮助人的民族,“我是不是可以为你效劳”并不只是油腔滑调一句应酬,而是剑及履及的一种行动。除了纽约和一两个大码头地方外,只要你脸上稍露出困惑焦急的颜色,准有人上前问这一句话。你如果胸怀大志, 答曰:“对呀,俺正需要帮忙,借给五千亿美元周转二十年,行不行?”结果当然不行。但假设你只不过迷了路,他阁下恐怕要忙上一阵,总要跟你说上一个仔细;不幸你的英文程度跟柏杨先生一样,任凭他说得天花乱坠,仍然不敢听 懂,他可能拉着你东奔西跑,好像你是王孙公子,他是贩夫走卒。柏杨夫人因为腰伤未愈,临行时带着一个特制的藤 牌,作靠背之用。这藤牌在台湾用了半年之久,始终默默无闻,可是一到美国,它却立刻树大招风。无论走到那里,总有白脸老爷认为她阁下的尊腰随时都有从当中咔嚓一声,折成两截的可能。飞机上、火车上,更像龙袍加身,连站都不敢站,刚一欠屁股,就有人胁肩谄笑曰:“我是不是可以为你效劳?”当然不可以,她要去茅坑屙屎,岂有别人可以代屙的。害得她老人家以后只好憋着,以免盛情难却。
中国人际之间的关系,向来不流行这一套,而且恰恰相反,对乐于助人的人,一律花枝招展地称之为“好事之
徒”。胆敢路见不平,拔刀相助,则现成的形容词,就像响尾蛇飞弹一样,尾追而至,咬定他“爱管闲事”,这种离经叛道之举,必然的“别有居心”。所以,换到台北街头,你就是蹲在那里上吐下泻,我敢跟你打一块钱的赌,恐怕是没人扶你一把。记得去年,柏杨先生跟一位美国朋友西格里曼先生在台北看电影,一位观众老爷忽然口吐白沫,从座位上栽倒在地,电影院来了两个人,把他架了出去,用不着多问,当然是送医院去啦。谁知道散场后一瞧,他阁下竟原模原样被扔到侧门通道的水泥地上,好像他不是“龙的传人”,而是从蚩尤部落捉来的俘虏,人潮虽然汹涌,却无人为之驻足。西格里曼先生大为吃惊,叹曰:“中国人跟纽约人差不多啦,这么冷漠无情。”
他阁下没说跟美国人同样冷漠无情,是他聪明之处,否则我这个爱国心切的中国老汉,可能认为他比喻不伦,语带讽刺,“挑拨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感情”。他之特别提出纽约,因纽约是“不忘本”人物的大本营,据说外国人占纽约总人口的五分之四,以致美国人一提起纽约,就誓不承认是他们的城市。
──然而,生为中国人,身在中国地,要想帮助别人,也不容易。柏杨先生在《猛撞酱缸集》中,就努力嚷嚷过, 一个没有高贵情操的人,永不了解别人会有高贵情操,也永不相信别人会有高贵情操。“好事之徒”、“爱管闲事”、“别有居心”的毒箭,早就上了弦,只要对方有助人一念,乱弩立刻齐发,见血封喉。吾友杨希凤先生,是一位出租车司机(他阁下经常载我二老,前往闹市兜风)。一个雨天黄昏,载得一位落汤鸡女人,在车上不停发抖,牙齿咯咯猛 响,杨希凤先生遂动了不忍其觳觫之心,正好他太太教他从洗衣店取回来毛衣毛裤,乃建议曰:“小姐,你可以把湿衣服脱下来,换上一换,等你到家再还我。”那女人一听要她脱光,立刻杏眼圆瞪,号曰:“色狼,你要我报警呀。”把他阁下气得马上就咒她害感冒兼三期肺炎。另一位朋友李瑞腾先生,乃中国文化大学教堂教习。一次在公共汽车上,一位女人(对不起,又是女人)阳伞把柄掉啦,眼看就要踩个稀烂,他赶忙拣起,巴巴地挤到后座,交还于她。感谢观世音菩萨,这次那女人比较有文化,没骂“色狼”,但也没有“谢谢”,只用死鱼般眼珠猛瞪,一语不发。李瑞腾先生只好大败,向我叹曰:“老头,你说,咱们中国人是怎么搞的?”呜呼,中国人似乎仍停留在林木丛生的山顶洞时代,身上穿着刺猬一样的甲冑,只露出冷漠猜忌的两只大眼,心神不宁地向四周虎视眈眈。
现在回头介绍柏杨夫人的藤牌,这藤牌功用可大啦,不但惹得洋大人处处“效劳”,甚至遇到排队,也总是让她排到前面。夫排队者,是人类文明外在的寒暑表,从一个国家的排队秩序,可以准确地判断它们的文明程度。我在美国只两个月,就想提议把“美利坚合众国”,改成“美利坚排队国”。盖美国排队,不但泛滥,而且已造成灾难,不得不惋惜那些黑白两道朋友,竟把那么多宝贵时间,浪费到排队上。上飞机排队,下飞机排队,检查行李排队,缴验护照排 队,买邮票排队,寄封信排队,窗口买票排队,付钱取钱排队,等公车电车排队,上公车电车排队,去厕所排队。最使人不耐烦的,是无论大小饭铺,也要排队。
对于排队,绝不是吹牛,我可不在乎。不但我不在乎,全体中国人都不在乎。不过美国排队跟中国排队,内容上和形式上,都大不相同,这就跟美国的斑马线跟中国的斑马线大不相同一样。盖中国人排队,只是一种学说,美国人排 队,却是一种生活。台北排队只算半截排队,上车排队,本来排得好好的,可是车子一到,却像穆桂英大破天门阵,立刻土崩瓦解,争先恐后。英雄人物杀开血路,跳上去先抢座位,老弱残兵在后面跌跌撞撞,头肿脸青。嗟夫,真不知道当初辛苦排队干啥?为了抢一个座位,或为了怕挤不上车,来一个豕突狼奔,还可理解。而对号火车汽车,座位是铁定了的,既飞不掉,又不怕别人的屁股带钢钉,真不知道为啥还要猛抢。美国人好像一生下来就注定排一辈子队,所以也就心安理得。大概中国因为人口太多之故,排起队来,鼻孔紧挨后颈,前拥后抱,“缕衣相接闻喘息,满怀暖玉见肌 肤”,远远望之,俨然一串亲密的战友。只洋大人排起队来,无精打彩,稀稀落落,遇到车辆出入口或街口巷口,还会自动中断,一派凄凉光景,不禁为他们的国运悲哀。在纽约时,一位朋友教我陪他去一家以拥挤闻名于世的银行取款。我心里想,这家伙准听说过我在台北挤公共汽车的武功,教我异地扬威,自当奋身图报。一进大门,只见柜台一字排 开,每个柜台只有一个顾客在那里唧咕,心中大喜,一个箭步就跳到其中一人背后,想不到朋友却像抓小偷似的,施出锁喉战术,一把就把我拖了出去,不但不为他的鲁莽行动道歉,还埋怨曰:“老头,你干啥?”我没好气曰:“我干啥?我排队呀,自从到了你们贵国,俺可说是动辄得咎,排队也犯了法啦?”他曰:“倒没犯法,是犯了规矩。”原来柜台前面有一条线──跟飞机场检验护照的那条线一样,后面的人都得站在那里,不经召唤,不得乱动。而那里已排了五六十人,他们要等到柜台前顾客走了之后,柜台老爷老奶御手轻招,才能像跳豆一样跳过去补缺。呜呼,美国立国的时间虽短,规矩可真不少,如此繁文缛节,不知道影响不影响他们的民心士气。
然而,最可怕的还是,大小饭铺,也要排队,这就太超出我伟大的学问范畴。自从盘古开天辟地,从没有听说饭铺也要排队的。柏老在旧金山第一次到饭铺吃饭,一走进去,就被老妻拉出。嗟夫,根本无队可排,当然大步进场,拉来拉去怎的?谁知道即令鬼也没有一个,也得站在那里,等待侍女像领尸一样领到座位之上。如果没人来领,就是当场饿死, 也不能越雷池一步。印象最坚强的是大峡谷之夜,好不容易找到一间晚上仍开张的小馆,那小馆倒皇恩浩荡,特免排 队,但客人们必须先到柜台登记尊姓大名,然后蹲在门口听候传唤。侍女老奶一出现,大家把她当作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圣母玛丽亚,张着祈求盼望的大眼,惶恐不迭地望着她。听她张金口,吐玉音,传唤某某先生可进去啦,某某先生和他全家大小,立刻欢声雷动,大喊大叫。咦,何必多这一道手续乎哉。台北就绝对不是这种景气,一群饿殍杀到饭铺, 明明客人已满坑满谷,照样深入虎穴,拣一张看起来杯盘狼藉,快要吃完了的桌子,把它团团围住。桌上食客对这种阵势,早已司空见惯,任凭饿殍们怒目而视他们的尊嘴,他们的尊嘴仍细嚼慢咽,气不发喘,面不改色。最后,兴尽而 退,饿殍们升级为座上客,另一批新饿殍又汹涌而至,再围在四周,恣意参观。非洲草原上胡狼歪着脖子看鳄鱼大嚼的镜头,重新上演,好不刺激。
最伤心的是,美国的很多中国饭铺,也逐渐染上这种恶习,放弃了我们传统的“看吃”文化。人人都说美国是一个自由国家,我的意见有点相反,仅只排队,就能把人排得精神分裂。
到底是什么邦
仅看纸上作业,中国是礼义之邦。但在行为上,我们却倒退到蛮荒。
我最大的心愿是:愿中国最早成为礼义之邦。这话听起来有点刺耳,一位朋友吹胡子曰:“依你的意思,中国现在是冒牌的礼义之邦啦。”柏杨先生曰:“我可不是这个意思,我的意思是,中国现在还没有资格当冒牌的礼义之邦,而简直是原始的蛮荒之邦。”一言未了,我顺手把小板凳塞到他的屁股底下,他才算没有昏倒在地,只坐下来发喘。我 想,发喘的爱国之士,一定层出不穷,这就空口无凭,必须请贵阁下不要用情绪作直觉的判断,让我老人家先领你参观参观。
第一个节目请参观婚礼。
即令离婚次数最多的电影明星,也都会认为结婚是人生一件大事,否则既离之矣,何必再结之乎哉?盖在生命历程中,结婚乃一项跃进与突破,一男一女离开了所习惯的固有环境,跳到另一只船上,组成以彼此为中心的家,共同掌 舵,驶入陌生而使人兴奋的海洋。这是多么重要的改变,所以,无论中国古老的传统仪式,或西洋移植进来的宗教仪 式,都是庄严的,在庄严和欢乐中充满了这种改变的祝福。不要说古老的啦,纵在四十年代,乡间婚礼,一直都十分隆重,新郎要亲自去新娘家迎娶,或坐轿或坐车,回到新郎家后,一拜天地,感谢上苍的安排匹配,二拜高堂,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,三拜──拜天地、拜父母、新郎新娘互拜之后,这时才正式成为夫妇。西洋的教堂,具有同等意义。在肃穆的音乐声中,新郎伫立圣坛之前,新娘挽着老爹或老哥的手臂,徐徐而出,也就在圣坛之前,父亲把女儿,哥哥把妹妹,交给新郎,再由牧师或神父,以上帝天主的名,宣布他们结为一体。然而,不知道啥时候开始,大概是清王朝灭亡后不久吧,中国人既嫌磕头太旧式,又嫌教堂太洋派,就发明了四不像,也就是迄今仍在奉行的“文明结婚”。婚礼遂不成婚礼,而成了闹剧。礼堂也不成礼堂,而成了叭蜡庙。贵阁下听过京戏乎:“叭蜡庙,好热闹,也有老来也有少,也有二八女多娇。”贺客很少祝福的心声,差不多都是前来逛庙会 的。有些更东奔西跑,找朋觅友,眼目中根本没有婚礼,只有社交。盖大家虽然同住一个城市,却往往两年三年四五 年,不见一面,只好把结婚礼堂,当作酒楼茶馆。于是,叽叽喳喳,人声沸腾,约典礼后打八圈麻将者有之,约改天再聚聚者有之,至于叙叙离情,打听打听消息,感慨感慨年华老去,骂骂张三李四王二麻子,更属平常。证婚人在台上满腹经纶,声嘶力竭,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听得见,连他自己都听不见。而介绍人者,往往是旱地拔葱,临时拔出来的,固不知新娘姓啥,也不知他所担任工作的神圣性,偶尔还扮演一下打诨角色,把闹洞房的一套端出,当着家人亲属的面, 满口下流黄话,猥亵的程度,使美国《花花公子》的编辑老爷听啦,都得向派出所报案。老丑小丑,碰碰挤挤,说它是菜市场,还算积德,乃是亲友蒙羞、上苍垂泪之场也。
第二个节目,请参观丧礼。
死亡比结婚,更是人生一件大事,一个人可能结很多次婚,却只能死一次亡,那是生命的终结,永远的终结。抛下他一生辛辛苦苦奋斗的成果和至爱的亲眷,撒手归西。殡仪馆是他旅途的最后一站,过此一站,便永远停留坟墓中央。丧礼的气氛,不仅庄严,更无限悲伤。古人“吊者大悦”,只是“悦”丧葬的仪式合礼,并不是高兴他死得好、死得 妙。然而,现在流行的丧礼上,经常出现一种现象是,吊客一进门,先到灵前鞠躬致祭,家属在灵旁跪地叩头,悲痛时还有哭声,尤其是母老子幼的孤儿寡妇,哭声更断人肠。可是,该吊客一扭身,家属哭声还没有停止,他就一个箭步, 跳到另一个吊客跟前,大喜曰:“哎呀,柏老,好久不见啦,看你面团团若富家翁,把老朋友都忘啦。”柏杨先生也大喜曰:“我正在找你哩,总是被他妈的一些红白帖子缠昏了头,走,咱们找地方摆摆龙门阵。”走到门口,迎面又来一物,两个冷血动物立刻撅屁股曰:“部长大人呀,你老人家安好。”部长大人则点头含笑,握手而进,两个冷血动物顾不得走啦,正在尾追赔笑,其他吊客已一哄而上,礼堂也就变成了社交俱乐部。其实,即令没有此一物驾临,丧礼也是婚礼的翻版,吊客们很少怀着悲伤悼念的心情,差不多也都是前来逛庙会的。于是,结婚礼堂的镜头,在殡仪馆中,回放一遍:叽叽喳喳,人声沸腾,约典礼后打八圈麻将者有之,约改天再聚聚者有之,至于叙叙离情,打听打听消息,感慨感慨年华老去,骂骂张三李四王二麻子,更属平常。孤儿寡妇在灵旁顿首痛哭,声嘶力竭,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听得 见,连他们自己都听不见。事实上,殡仪馆既成了社交场所,自然呼朋引类。而呼朋引类,自然他乡遇故知,自然笑容可掬。洋大人尝抨击中国人麻木冷酷,老羞成怒之余,也只好发喘。呜呼,殡仪馆之地,孤儿寡妇伤心之地,上苍痛心之地也。
第三个节目,请参观餐馆。
餐馆是中国礼仪最茂盛之处,也可以说,所有礼义的精华,全部集中在餐馆的“二战之役”。第一战是“避位之 战”,有资格坐首席的家伙──他就是主客,大都属于位尊多金之辈。好像首席上埋伏一条毒蛇,该家伙发誓不肯上 坐,于是其他各色人等,包括主人在内,群起而推之,群起而拖之,群起而高声吆喝之。该家伙口吐白沫,抵死不从。有些人眼明手快,还来一个“先下屁股为强”,一屁股坐定,呐喊曰:“这就是首席啦。”有的被搞大败之后,只好委屈万状坐上去。等到首席坐稳,次席三席四席,每一席次,都要杀声震天,闹上十数分钟或数十分钟,才能尘埃落定。席间你敬酒,我敬菜,又是一番混战,能把人累死,这且不表。表的是曲终人散,第二战爆发,那就是“避门之战”, 大家像企鹅一样,拥在门口,好像门槛之外,就是深不可测的陷阱,只要迈出一步,就会跌下去喂狼。于是,你不肯 走,他也不肯走,坐首席的家伙,这次拿定主意,纵被分尸,也不前进一步。又是一阵喊声震天,该家伙终于在挣扎 中,被轰了出来,年老色衰之徒,立脚不住,还可能被轰得尊嘴啃地。
上面不过是荦荦大者,至于其他种种,也无不怵目惊心。好比,贵阁下去百货公司买件衬衫吧,公共汽车站排队,就会首当其冲,呜呼,一个国家是不是礼义之邦,在排队上可一目了然。而中国公共汽车站的排队,到今天都有异于外夷, 盖外夷是排成一条线,只中国同胞挤成一大堆。车子还没停住,群雄立刻就人海战术,一拥而上,挤得大人跳、小孩 叫。贵阁下如果认为这里真是礼义之邦,循规守矩,恐怕一辈子不但上不了车,还要被骂为白痴。假使你勃然大怒,不坐车啦,安步当车,那么,转弯抹角时,问问路试试?好不容易找到百
货公司,女店员一个比一个火眼金睛,你本要买十六寸领口的,她们就有本领把十三寸的卖给你,胆敢拒绝,晚娘脸立刻出笼。假如你胆大如斗,第二天去退货,火眼金睛马上变成青面獠牙,你能活着逃出,算你三生有幸。
嗟夫,太多的中国人,身上都是倒刺,肚子里全是仇情敌意。爱国之士最喜欢自诩中国是礼义之邦,我想仅看纸上作业,古书上倒是说过,中国确是礼义之邦。但在行为上,我们的礼义却停顿或倒退在一片蛮荒阶段。如果不能实践礼义,再写三千万本书,再写三千万篇文章,蛮荒仍是蛮荒。
不讲是非,只讲“正路”
势利眼主义最大的特征是不讲是非,而只以势利为是非。吾友屠申虹先生告诉我一件故事,该故事发生在他的故乡浙江,他有一个亲戚,在抗战期间,制造沦陷区通行的伪钞,用以在沦陷区采购枪弹医药打游击。该亲戚不幸在抗战胜利前夕,被日本人捉住,枪决牺牲。当他的死讯传到他村庄的时候,正人君子听啦,无不摇头叹息曰:“这个孩子,什么都好,就是不肯正干,不肯走正路,如今落得如此下场。”呜呼,这就是中国人对一个抗敌英雄的内心评价,曰“不肯正干”,曰“不走正路”,即令充满了怜惜,却并没有丝毫敬意。这正是一种冷漠,一种残忍。在酱缸文化中,只有富贵功名才是“正路”,凡是不能猎取富贵功名的行为,全是“不肯正干”,全是“不走正路”。于是乎人间灵性,消失罄尽,是非标准,颠之倒之,人与兽的区别,微乎其微。惟一直贯天日的,只剩下势利眼。
柏杨先生曾介绍过《唐圣人显圣记》,现在再介绍一遍,以加强读者老爷的印象,该书作者用的是一个笔名“伏魔使者”,他阁下对戊戌政变六君子殉难的悲剧,有极使人心魄动摇的评论,曰:“只听一排枪炮声,六名犯官的头,早已个个落下。可怜富贵功名,一旦化为乌有。”请注意:“富贵功名,一旦化为乌有。”在势利眼看来,啥都可以,卖国可以,祸国可以,当奴才当狗可以,就是不可以“富贵功名,一旦化为乌有。”六君子惟一的错处是没有得到富贵功名,没有走“正路”。写到这里,忍不住又要叹曰:“血泪流尽反惹笑,常使英雄涕满襟。”嗟夫,每个中国人都努力走富贵功名的“正路”,中国社会将成一个什么样子?用不着到关帝庙抽签算卦,就可知道。可是,迄今为止,仍有成群结队的人在提倡富贵功名的“正路”,你说急死人不急死人。
留华学生狄仁华先生曾指责中国人富于人情味而缺少公德心,我想狄先生只看到了事情的表面,而没有看到事情的骨髓,如果看到了骨髓,他绝对看不到人情味,而只看到势利眼──冷漠、残忍、忌猜、幸灾乐祸,天天盼望别人垮, 为了富贵功名而人性泯灭,而如醉如痴,而如癫如狂。
一盘散沙
任何一个社会和任何一个人,多少都有点崇拜权势,但似乎从没有一个社会和从没有一个民族,像中国人对权势这么癫狂,和这么融入骨髓。任何一个社会和任何一个人,也多少都有点自私,但同样地也从没有一个社会和一个民族, 像中国人这么自私到牢不可破。这话听起来有点愤世嫉俗,说出来也觉得危机四伏,可能惹起爱国裁判大怒,乱吹哨 子。不过理是应该说的,不是应该怒的。
有一种现象大家无不乐于承认,那就是,中国同时也是一个很聪明的民族,身在番邦的中国留学生,无论留日的 焉,留美的焉,留英的焉,留法的焉,学业成绩,差不多都比该本国学生拔尖。辜鸿铭先生在英国学海军,他的分数远超过日本留学生伊藤博文先生;蒋百里先生在日本学陆军,学科兼术科,都是该期第一名;日本人那时候比现在还要小气鬼,忍受不了外国学生的优越成绩,才把他阁下挤下来。这些是远例,近例最惊天动地的,莫过于围棋大王吴清源先生和围棋小大王林海峰先生,在日本本土,横冲直撞,所向披靡,固然是日本棋坛的优美环境所致,但更是中国人的先天智能所致。如果一定说中国人的聪明远超过洋大人,似乎吹牛,但至少有一点,中国人的聪明绝不亚于洋大人。── 中国同胞沾沾自喜,当然没啥争议,就是洋大人,甚至三K党,都不能说中国人聪明差劲,大不了说中国人群体差劲。洋朋友往往把中国人叫做东方的犹太人,当然是轻蔑,但同时也是一种敬意和畏惧。犹太人最惹人咬牙的不过一毛不拔罢啦,而其他方面的贡献,若宗教,若科学,若艺术,无不震古烁今。试看世界上经济大权,不是握在犹太朋友手中 乎?基督教的开山老祖耶稣先生,不就是犹太人乎,现代科学巨星爱因斯坦先生,不也是犹太人乎。
中国人是聪明的,但这聪明却有一个严重的大前提,那就是必须“一对一”,在个别的较量中,一个中国人对一个洋大人,中国人是聪明的,好比说吴清源先生和林海峰,单枪独马,就杀得七进七出。可是一旦进入群体的较量,两个中国人对两个洋大人,或两个以上的中国人对两个以上的洋大人,中国人就吃不住兼顶不过。孙中山先生曾感叹中国人是“一盘散沙”,呜呼,用中国的一个沙粒跟洋大人的一个沙粒较量,中国的沙粒不弱于洋大人的沙粒,但用中国的一堆沙粒跟洋大人一堆沙粒做成的水泥较量,水泥可是坚硬如铁。
一盘散沙的意义是不合作,我们说不合作,不是说中国人连合作的好处都不知道。咦,不但知道,而且知道个彻 底。酱缸蛆先生忽然发了罡气,他能写上一本书,引经据典,大批出售古圣古贤以及今圣今贤关于合作的教训。柏杨先生如果也发了罡气,我同样也能引经据典写上一本书──不但写上一本书,简直能写上一火车书。但问题是,不管经典上合作的教训如何茂盛,那些教训只止于印到书上,行为上却不是那么回事。
《春秋》责备贤者
中国文化另一个使人伤心欲绝的现象是:“《春秋》责备贤者”。发扬这种学说的孔丘先生,真使人捶胸脯。他阁下对人生有深度的了解,对做人道理,也有不可磨灭的贡献,全部《论语》,堆满了格言。他向当权派提供了统御之 术,并向大家伙保证,如果用他那一套统治小民,江山就成了铁打的啦。这一套当时颇不吃香,但经过董仲舒先生奋勇地推荐,西汉王朝皇帝刘彻先生采用之后,果然发生强大威力。不过他阁下理论中最糟的是“责备贤者”,他阁下为啥产生了这种畸形观念,我们不知道,可能是勉励“贤者”更上一层楼吧。君不见父母打孩子乎,孩子哭得肝肠寸断,可是老头却气壮山河曰:“你是我的儿子,我才打你呀,别人的孩子三跪九叩叫我打,我还不打哩。”无他,俗不云乎:
“打是亲,骂是恩,不打不骂是仇人。”你是贤者,我才表演自由心证兼诛心之论;你如果不是贤者,而是地痞流氓不入流下三滥,请我责备你,我都不屑责备你。
责备贤者的原意是不是如此,不敢确定,即令是如此的吧,结果也难逃“天下没有一个是好人”的厄运。勉励“贤者”更上一层楼当然是善意的,但在实践上,自由心证兼诛心之论一齐爆发,一定产生“责人无已时”的绝症。这绝症就是挑剔没有完,好像百步蛇的毒牙,咬住谁谁就得四肢冰冷,隆重地抬到太平间。盖人性是较弱的,都有犯错的时 候,都有犯滔天大罪的可能,都有胡思乱想把不稳舵的局面,柳下惠先生也会想别的女人,孟轲先生也会为目的不择手段。
对恶棍连咳嗽一声都不敢(往自己脸上贴金的懦夫不好意思说“不敢”,只好说“不屑”),对“贤者”却挑剔个没完。人是一种会犯错的动物,也是一种会做出不可告人之事的动物,努力挑剔的结果,每一个人都成了虎豹豺狼。于是乎,存心坏蛋到底的朋友有福啦,永没有人责备他,不但没有人责备他,遇到“德之贼也”,还原谅他,猛劝责备他的人适可而止哩。而力争上游的朋友,反而永远受不完的抨击。这种“责人无已时”的毒牙,只有一个后果:逼得人们感觉到,做好人要比当恶棍困难得多。
中国社会是一个恍惚万状的社会,有时候恍惚得连自己屙的是啥屎都不知道。《淮南子》上有一则故事,只简单几句,恭抄于后:
人有嫁其女而教之者,曰:“尔为善,善人疾之。”对曰:“然则当为不善乎?”曰:“善尚不可为,而况不善乎?”
《世说新语》上也有一则故事,也只简单几句,也恭抄于后:
赵母嫁女,女临去,教之曰:“慎勿为好。”女曰:“不为好,可为恶耶?”母曰:“好尚不可为,其况恶乎?” 这些话使人听啦,比没有听还糊涂,说了半天,到底说的是啥?懂的朋友请举手,我就输他一块钱。可是司马师先
生的小老婆羊徽瑜女士(史书上称为“景献羊皇后”、“弘训太后”)却叹曰:“此言虽鄙,可以命世人。”既然鄙 矣,就不能命世人;既然命世人矣,就是至理名言,不能算鄙。不过不管怎么吧,老太婆对女儿指示的结果,并没指示出一条应走的路。我想这种不知道屙啥屎的心理状态,似乎仍与“责备贤者”有关。老人家教训子女,当然不好意思鼓励他心黑手辣。但也不能昧着天良鼓励他力争上游,盖中国传统文化是专门用“责备贤者”的毒牙咬力争上游的。你再贤都没有用,俺仍能把手伸到你被窝里,大喜过望呐喊曰:“他屁股上有个疤呀。”结果你不但贤不起来,反而弄得一身臭。“责备贤者”与“嫉妒”在本质上是一样的,都是在鸡蛋里找骨头,但形式上却不相同,“责备贤者”因有美丽的外套,所以就更恶毒、更害人。呜呼,我们给“贤者”的爱太少,而只一味地责备,责备,责备,责备,责备。
孙观汉先生有一句使人感慨的话,那就是:“中国社会上,赞扬的话总是等人死了才说。”盖在中国社会,对活人的赞扬几乎绝迹。嗟夫,天底下最容易的事莫过于责备人,挑别人的眼,只要一开口,就好像从悬崖上栽下来的飞车, 停也停不了,停也停不住。阁下看过《所罗门的宝藏》乎,两位财迷被土人捉住,绑到广场,表演砍头。甲先生知道再过一个小时,就要日蚀,乃吓唬酋长老爷,说他法力无边,可以把太阳吃到肚子里,如果把他宰啦,天上就永远没有了太阳。酋长老爷半信半疑,甲先生说,他可以先露一手教他们瞧瞧。酋长老爷下令暂缓执行,看他能耐如何,于是他就念起咒来。呜呼,他会念啥咒?只不过他阁下乃水手出身,可以用丑话连续骂三天三夜都不重复一个字。于是,你瞧他口没遮拦吧,阴阳顿挫了一个小时,天昏地暗,太阳果然被他吃到肚子里,不但救了老命,还捞了不少宝贝。
中国传统文化似乎专门培养这种水手本领,责备起人来,如果不用胶布赶紧贴住他的嘴,他的丑话就永远没有句 点。再加上摇头摆尾,挤眉弄眼,就更勇不可当。可是你要请他老人家赞扬一位他最佩服的人,他准张口结舌,想上三天三夜,也想不出有谁值得他赞扬的,即令有人值得他赞扬,他也想不出用啥话去赞扬。
一切绝症都渊源于中国文化中的爱心太少,孔丘先生之道,不过“忠”、“恕”而已,独缺少爱———当然啦,抬起杠来,不但其中有爱,而且爱还多得受不了。不过,“忠”、“恕”中的理智成分似乎要浓些,爱的成分似乎淡如云烟。
虚骄之气
有些人似乎害着翘尾巴疯,一谈到美国,尾巴就翘起来曰:“美国的文化太浅!”(也有说“没有根基”的,也有说“没有深度”的,反正他们那玩意没啥。)美国文化是不是浅,是另一个问题,即令他浅啦,我们才更不好意思。好像书香世家的破落户,披着麻片,蹲在破庙里,仰仗着别人残茶剩饭过日子,却号曰:“俺祖父大人当过宰相,他祖父大人不过是一个掏阴沟的。”不但不满面羞愧,想想自己为啥穷,反而洋洋得意对方出身不高。呜呼,真是奇事处处 有,只有中国多,这句话应该是别人挖苦我们,而且谁要是这么一提,都得打上一架!现在自己却往外猛冒,实在是虚骄过度,一时转不过弯。
虚骄只是晕晕乎乎的自满──自我陶醉,自我意淫,蒙着被子胡思乱想。孔丘先生当年费了好大的劲,才发明了“古”的种种,然后托古改制。现代中国同胞不费吹灰之力,就有个美利坚合众国摆在眼前,可以看得见,可以摸得着,还可以钻到里头研究研究,体验体验,为啥还用虚骄之气,把这个活榜样拒之于千里之外?
我们并不是说美国好得像一朵花,如果美国真好得像一朵花,他们就用不着三作牌和监狱啦。但有一点却是绝对可以提供我们学习的,那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。美国人有一种很厉害的武器,以堵任何一个国家(包括硫磺坑出来)留学生的嘴,那只是一句话,曰:“你认为美国这也不好,那也不行,但你觉得美国的生活方式怎么样?”大体上说,美国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,有最广最强的公道。
虚骄之气最大的坏处是自己给自己打堵墙,把自己孤立在水桶里,喝得尊肚跟柏杨先生尊肚一样的奇胀,于是就再也灌不进别的东西,顶多灌一些洋枪洋炮铁甲船。至于更厉害更基本的文化———教育、艺术、礼义、做人的道理,和处世的精神,不要说再也灌不下去,简直望一眼都会皮肤敏感。
我们也并不一定要效法美国,效法效法德国,效法效法日本,也是自救之道。第二次世界大战,德国和日本复兴之快,真是可怕。中国同胞研究他们所以这么快爬起来,发现了很多原因,若马歇尔第四点计划焉,若韩战焉,若他们的工业基础焉,听起来有这么一个印象,好像他们复兴都是靠的运气。呜呼,大家似乎忘了一点,战败后的德国和日本, 固然成了三等国家,可是他们的国民却一直是一等国民,拥有深而且厚的文化潜力。好像一个三头六臂的好汉,冬的一声被打晕在地,等悠悠苏醒,爬起来拍拍屁股上的灰,仍是一条好汉。而我们这个三期肺病的中国,一时站到世界舞台上,不可一世,可是被冷风一吹,当场就连打三个伟大的喷嚏,流出伟大的鼻涕,有人劝我们吃阿司匹林,我们就说他思想偏激、动摇国本,结果一个倒栽葱,两个人都架不起。
提起来效法别人,脸上有点挂不住,大丈夫固应该顶天立地,轰轰烈烈,让别的小子又羡又妒。问题是,这种场 面,在汉唐之时,确实是有的,可是时背运停,洋大人纷纷崛起,打也打不过,骂也骂不赢,只好往事如烟。现在惟一的办法只有学学他们那一套,而且也只有这一条路可走,如果靠一口虚骄之气,像河西走廊那位老太婆一样,一股劲直往炕沿伸既丑又臭的小脚,以表示过去缠得好、缠得妙,则只有走另外一条路,该路是一条抵抗力最小的路,直通死亡之谷。
虚骄之气使我们产生一种错觉,认为我们绝不会亡,理由是汉民族最富于同化力,证据是我们已亡过两次啦,一次亡给蒙古,一次亡给满洲,结果还不是来个鹞子翻身,把侵略者打得夹着尾巴而逃?———满洲似乎还要惨,连尾巴都无处夹。这理论和证据可增加我们的自信,但并不能保证以后就不再亡。有一点要注意的,再伟大的民族,当他没有灭亡以前,他是从没有灭亡过的,而该民族在绝种以前,也是从没有绝种过的。然而他们竟灭亡啦,也竟绝种啦,是虚骄之气塞住了尊眼,迷糊了心窍,对内在外在的危机,有一种叶名琛先生式的情意结,认为危机根本不是危机,于是乎危机兑了现,哭的是千万小民和后代子孙。当希腊祖先张牙舞爪,光着屁股,初到希腊时,克里特岛已有灿烂辉煌的文 明,不但知道用铁,还有高度的艺术成就。然而,只不过两百年光景,克里特人在后起之秀的希腊人征服之下失了踪。五千年前,南美洲的印加帝国的宫殿,现在还在秘鲁荒山中发现,从那些宏丽的建筑上,可看出他们文化程度之高(当印加帝国登报招标盖那么好的房子时,中国人还是野蛮民族,在茹毛饮血哩)。可是他们而今安在哉?
柏杨先生说这些,可不是专门泄气,而是我们要认清,竞争是无情的,天老爷并不会因为中国有五千年文化,而特别派六丁六甲,谒者功曹,像保护唐僧一样保护中国。趁着还活在世界上,应该赶紧锻炼锻炼,把尊肚里的脏水吐出来
(吞点泻盐拉出来也行),多吃一点有养分的东西。现在我们哀悼那些在历史上被灭了亡、绝了种的民族,不希望有一天别的后生也来哀悼我们,千言万语一句话:“勿使后人复哀后人也。”
恐龙型人物
———跳出影子,似乎是中国人第一要务。
吾友赵宁先生,在他的专栏中,指出大多数中国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影子里,明明是一只小猫的,一看影子那么庞 大,就自以为是只老虎。呜呼,赵宁先生诚目光如炬,不过,柏老得补充补充,盖自以为是只老虎,那还是日正当中的影子,如果是日落西山的影子,则不仅仅自以为是只老虎,因为斜照的影子更为庞大,他简直还自以为是头恐龙,一个喷嚏,地球都会震动哩。这种恐龙型人物,满坑满谷,触目皆是,马路上、商场上、房间里、衙门里,以及每一个行业的每一个角落,都会碰到。重则碰得你命丧黄泉,轻则碰得你膀胱发紧,小便频仍。
十二年之前,台北上演一部好莱坞电影(片名已忘之矣,好像是《圣杯》,不敢确定),最精彩的一段是江湖郎中表演空中飞人。他阁下本来有一套精密设计的装备,那是一对结实的轻金属翅膀,绑在两臂上,就可跟鸟一样满天乱 飞。可是当他一上台面,面对皇帝老爷的隆重介绍和黑压压一片群众的欢呼,就忽然尾大起来,翅膀也不要啦,一直奔向楼梯,往塔上爬去。害得他那美丽妻子,在后面苦苦地追赶哀号,告诉他没有翅膀不行。江湖郎中不但不听,反而认为连自己老婆都唱反调,都拆自己的台,是可忍,孰不可忍,就暴跳如雷,用脚猛踹娇妻攀登而上的玉手,几乎把她踹下跌死。但她仍尾追不舍,一直到了尽头,江湖郎中把盖子一盖,娇妻只好掩面痛哭。接着是江湖郎中高立塔顶,群众的狂热使山摇地动,他的信心更如火烧,张开双臂,仰面向天,朗声誓言:“没有翅膀,照样可以飞。”于是,姿势优美,凌空而下,只听扑通一声,跌成肉酱。
──跌成肉酱的后果是祸延娇妻,上自皇帝,下至观众,一致认为受了欺骗愚弄,这种跳塔自杀的节目,人人都 会,有啥可看的。他们鼓噪起来,眼看就要暴动,皇帝老爷不得不下令要江湖郎中的妻子继续去飞。她当然不会飞,但在枪尖围逼下,只好含泪爬上楼梯,为她丈夫的虚骄,也付出一团肉酱的代价。
这是历史故事啦,现实的场面是,今年(一九八○年)二月,“中华航空公司”一架飞机,在马尼拉降落时,机长吴黉先生,就有这种膨胀镜头。闻见思先生在台北《中央日报》上说他:“艺不高而胆大”,恐怕太过于客观,盖在主观上,他已到了江湖郎中阶段,认为没有翅膀,跟有翅膀没有分别,只要信心坚定,就是武功高强。他早已发现降落的高度不对劲,但他的自尊心不允许他重来一次。反而收回油门,放下襟翼和起落架,更使用减速板,使飞机降得更快。等到接近跑道尾巴时,下降的趋势更勇不可当,鼻轮和两个主轮,三点式同时重重落地,一声响亮,刹那间翅膀折断, 引擎脱落,大火冲天,飞机化成灰烬。四位最倒霉的乘客烧死,三十九位次倒霉的乘客受到轻重之伤。
──吴黉先生一个人虚骄,四十余人遭难。比起江湖郎中只不过夫妻两人断送残生,似乎更价值连城。
就在吴黉先生表演一手之后的次月──三月,司机老爷许万枝先生,也有表演。他开的是游览车,满载“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堂”的学生,作毕业旅行。行驶途中,车掌小姐照例介绍她自己和司机,当介绍许万枝先生时,称赞他是最好的司机。许公龙心大悦,而且为了表示他确实与众不同,就在危险万状的山路上,放下方向盘,举起双手,向大家抱 拳,一方面答谢服务小姐的推荐,一方面向大家展示他优美的驾驶技术,已到了神奇入化之境,虽不用方向盘,照样可以开得四平八稳。当他抱拳的刹那,全车人都出了一身冷汗,有人更喊出声音。但许公神色自若,并且对那些喊出声音的胆小鬼,嗤之以鼻(有没有像江湖郎中踹娇妻那样踹了乘客几脚,报上没有记载,不便瞎猜),盖那太伤他的自尊心啦。于是,到了梨山附近,左撞右撞,终于把车子撞到万丈深渊,十七位大学生死亡。
──无论如何,许万枝先生仍是第二流的司机。他跟吴黉先生不同,吴黉的虚骄,只断送别人的生命。而许万枝先生的虚骄,却用自己的生命殉葬。上面几件壮举,柏杨先生都没有亲身参加,只有一件事,我却是荣膺男主角的。那就是,我老人家请吴基福先生诊治眼疾,最初的几个月,每天都需要静脉注射。我既不好意思每天往返八百公里去高雄打针,只好把针剂带回台北,在柏府附近找到一家私人诊所,每天前往挨戳。该诊所的那位女护士,秀色可餐,被秀色可餐捉住手臂乱搞,本也心甘情愿,可是她阁下跟许万枝先生的功夫一样,同是天下高手,许先生可以不用方向盘开车, 护士小姐则可以不用眼睛注射。她总是一面注射,一面跟她的男同伴猛聊,聊到得意之处,还咭咭呱呱,前仰后合。我恳求曰:“老奶,请你看着点,这可不是耍的呀。”她的玉容就像挂着帘子似的,刷的一声拉下来曰:“这有啥好紧张的,我闭着眼睛都能注射。”忽然一阵剧痛,我就哎哟,她曰:“我打针打了整整十年,从没有出过错,你这个老头, 怎么还像孩子这么难伺候。”回到家里,左臂一片铁青。第二天再去,指给她看,她曰:“没啥,没啥,用热毛巾一敷就好啦。”只好换打右臂,回到家里,这条不争气的右臂也跟着一片铁青。一个月下来,她谈笑风生不辍,而我老人家的两条胳膊几乎成了两根木炭。
──一个女孩子的虚骄,柏杨先生就得为她赎罪。幸亏我注射的不是含有剧毒的六○六,如果是六○六,当场就在她玉足前满地打滚矣。
恐龙型人物最大的特征是生活在日落西山斜照下的影子里。眼看太阳就要没啦,影子也要没啦,但他却觉得一切都是永恒的。一个人只要驾了一阵飞机,就自以为可以直起直落。只要开了一阵汽车,就自以为双手凌空,仍能转弯抹 角。只要当了几年护士,就自以为闭着眼睛就可以找到静脉血管。
于是,一个人只要有了一点钱,他就觉得神通广大,所有的人都得向他朝拜。手里稍微有点权,他就虎视眈眈,随时准备教对方领教领教他手里的玩意。只要出了两本书,他就成了文豪,全世界都得向他欢呼。只要当上一个主管,不管是二三流的或七八九流的,他的能力就跟着高涨,职位比他低的家伙,都成了猪八戒的脊梁──无能之辈。只要弄到一个学位,不管是青蛙妈死脱,或跳蚤打狗脱,他就以为连对同性恋都是权威。只要会说几句英文,如果不在谈话中夹几个字,屁眼都能憋出黑烟。只要认识几个洋大人,那就更不得了啦,更得随时随地亮出招牌。
──至于柏杨先生,自从巷口摆地摊的有一天看我教敝孙女唱:“月奶奶,明光光,打开后门洗衣裳。”赞扬我是伟大的声乐家之后,我就觉得台湾这个小岛简直容我不下,每天早上都把铺盖卷好,准备出洋去当贝多芬的教习(我最近就要写一大文,揭发贝多芬《田园交响乐》十大谬误,读者老爷拭目以待可也)。中国有五千年悠久的历史和庞大的国土,中国人理应见多识广,充满深厚的气度和胸襟,却有这么多恐龙型人物晃来晃去,好像参加恐龙竞技大会,各显各的神通。跟我们深厚的文化背景,如此地相悖,实在教人越想越糊涂。沾沾自喜和浮夸肤浅,只有使一个人陶醉在自己的影子里,惹人生厌生畏,自己却再不能吸收任何新的东西,再没有长进。大多数人都如此,中国殆矣。
至少是近百年来的事,中国人走两个极端,不是沮丧自卑,就是盲目自傲,而很少能有自尊。呜呼,跳出影子,别当恐龙,祛除虚骄,应是中国人的第一要务。
崇洋,但不媚外
《封神榜》是中国的《伊利亚特》,神仙如云,妖怪似雨,虽然最后都归结于邪不胜正,但双方打斗过程,仍花样百出,轰轰烈烈。《封神榜》神怪中最厉害的角色之一是殷郊先生,他阁下的翻天印,乃天下第一等盖世奇宝,只要口中念念有词,喝一声“疾”,该盖世奇宝就被祭升空,砸将下来,不要说人的血肉之躯,就是喜马拉雅山,都能一劈两半。这还不算叫座,叫座的是连把法术传授给他的师父广城子先生,都无法抗拒,一见殷郊先生翻脸无情,祭起那玩 意,立刻魂飞天外,落荒而逃。
柏杨先生这些时吉星高照,忽然间也遇到了这种盖世奇宝,不过时代不同,现代化的“翻天印”不叫“翻天印”, 改名换姓,另行修炼,而叫“崇洋媚外”。只要“崇洋媚外”这句话被现代殷郊先生隆隆祭出,比三千年前的“翻天 印”,还要雷霆万钧。洛杉矶一次聚会上,我正头顶石臼,努力演唱,一位听众老爷忽然传来一张字条,上面写曰: “老头,想不到你竟崇洋媚外,认为美国一切完美,而美国绝不像你想像中那么完美。”稍后,洛杉矶《南华时报》刊出铎民先生一文,其中一段曰:“崇洋媚外观念,应该猛批。柏杨老头也像许多刚踏上美国本土的老中一样,迷失在这个社会表象的美好之中,先是自惭形秽,接着是妄自菲薄。假如他能够呆上个三年五载,相信观感必会大不一样。”
“崇洋媚外”这个盖世奇宝,大概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鸦片战争之后,才炼成正果,为害人间的。这奇宝的内容, 可用一个老汉朋友的吼叫作为代表:“你们这些崇洋媚外的家伙(这还算客气的,有时候简直成了‘汉奸’、‘洋
奴’、‘卖国贼’),千言万语一句话,无论是啥,都是美国的好,要说美国科学好,我还服,要说连美国的文化比我们好,我就不服,难道我们连做人处事,也要学美国?”
──怒吼的不仅这么一位老汉,而是很多老汉,事实上很多小汉也同样怒吼,就使我老人家的血压大增。
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课题,有些人竟能把截然不同的两码子事,和并没有因果关系的两种行为,不经大脑,就能用唾沫粘在一起,实在是高级技术人员。“崇洋”与“媚外”相距十万八千里,风马牛互不相及,经过如此这般的硬生生粘在一起,动不动就掏将出来“猛批”,灾难遂无远弗届。不过受伤害的并不是被詈为“崇洋媚外”之辈,而是因怕 “媚外”而不敢“崇洋”的人民。柏老的意思不是说根本没有人崇洋媚外,这种动物可多得要几箩筐有几箩筐。而只是说,更多的朋友,却是“崇洋”而并不“媚外”。在洛杉矶会场上,我一时紧张,忘了自己客人身分,把脸一抹,露出本相,立即反问与会的绅士淑女,为啥不坐独轮车而开汽车来瞧老头?开汽车就是崇洋。为啥不梳辫子,不束发盘到头顶,而弄成左分右分模样?左分右分模样就是崇洋。为啥女士们不缠三寸金莲,走路一拧一拧,而天足穿高跟鞋?天足穿高跟鞋就是崇洋。为啥男人不穿长袍马褂,或更古的京戏上宽衣大袖,而穿西服?穿西服就是崇洋。为啥不吸水烟旱烟,而吸纸烟雪茄?吸纸烟雪茄就是崇洋。为啥煮饭时不用煤球木柴麦秸,爬到灶头吹火,而用电炉瓦斯?用电炉瓦斯就是崇洋。为啥不睡土炕,而睡弹簧床水床?睡弹簧床水床就是崇洋。为啥见了顶头上司不扑通一声跪下磕头,而只握手喊“嗨”?握手喊“嗨”就是崇洋。为啥不弄碗豆油燃亮,挑灯夜读,而用电灯?用电灯就是崇洋。为啥寄信时不托朋友顺便带去,而弄张邮票一贴,往一个密封筒子里一投?贴邮票投邮筒就是崇洋。为啥不去看皮影戏,而去看电影? 看电影就是崇洋。为啥不拉着嗓门猛喊,而去拨电话?拨电话就是崇洋。然而,我可不相信各位绅士淑女媚外。
回到国内,心里更沉重得像挂个秤锤,觉得事情必须弄个一清二楚,才能不做亏心事,不怕鬼叫门。轰隆隆阅兵大典刚过,各位读者老爷的记忆犹新,夫洋枪洋炮、洋鼓洋号、洋指挥刀、洋军乐队,哪一样不是崇洋产物,可是,却又哪一样媚了外?地面分列式、空中分列式,更是崇洋产物,又跟媚外怎么攀上内亲?深入家庭社会一瞧,简直更成了惊弓之鸟。写稿也好,写文也好,写黑信告柏杨先生挑拨“人民”与“政府”之间感情也好,都只用原珠笔、钢笔而不用 毛笔,原珠笔、钢笔(加上打字复印)固努力崇洋者也,与媚外又有何干?客厅也好,办公室也好,公共场所也好,只坐软绵绵的沙发,而不坐硬邦邦的长板凳,软绵绵沙发固努力崇洋者也,跟媚外又有何干?上星期去一位朋友家串门, 他当面吆喝我“崇洋媚外”,把我吆喝得发起酒疯,找了个头,要把他家的抽水马桶砸个稀烂。他太太苦苦哀求,我也不理,誓言跟崇洋媚外的抽水马桶,不共戴天,等砸了抽水马桶后,我还要砸电视机、砸收音机、砸电冰箱、砸瓦斯 炉、砸电话、砸电灯……最后还是他家姑娘,大学堂毕业生,深中“崇洋”之毒,不知道敬老尊贤,不知道礼让大义, 而竟诉之于法,召来警察,把我轰出大门,才算结束这场闹剧。否则,一头下去,他们可是住在十二楼的,全家屁股立刻就没地方放。不过,想了半天,也想不出该姑娘有啥地方媚了外。
呜呼,真不敢想像,如果上帝老爷一旦大发神威,把中国人“崇洋”所得到的东西,全部抽掉,不知道中国还剩下了些啥?翻天印朋友鼻孔冒烟曰:“难道我们连做人处世也要学洋人?”咦,真是一个糨糊罐,这还要问,我们在做人处世上,当然更要崇洋,更要学习洋人的优点,但这跟媚外又有啥瓜葛?中国在政治制度上,崇洋已崇到过了头,首先就把五千年帝王世袭传统一笔勾销,猛学洋大人的投票选举。接着把封建制一脚踢,猛学洋大人的民主政治。在经济制度上,摒弃五千年的重农轻商,猛学洋大人的工商第一。更摒弃五千年做官为惟一途径的人生观,猛学洋大人多层面结构。在文化上,整个大众传播工具,包括报纸、电视;整个艺术创作,包括小说、诗、话剧、绘画、音乐,又有哪一样不是崇洋崇得晕头转向。可是,岂全国上下都死心塌地地媚了外?
情绪化的翻天印“崇洋媚外”,是语意学上的差误,经不起思考,经不起分析。铎民先生曰:“假如在美国住上三年五载,相信观感必会大不一样。”这是可能的,但也不见得。我们盼望中国的武器更精密,要求崇洋学习。我们盼望中国的工商管理得更有效率,要求崇洋学习。我们盼望中国人一团祥和,要求崇洋学习说“对不起”、“谢谢你”。我们盼望中国人排队,要求崇洋学习一条龙。我们盼望中国人尊重斑马线,要求崇洋学习严守交通规则。我们盼望中国人过弹簧门缓缓松手,以免后面的人脑震荡,要求崇洋学习伫立以待。我们盼望中国人都有开阔的侠情,要求崇洋学习笑容满面,乐于助人。我们盼望中国人身体健壮如牛,要求崇洋学习把时间花在运动上,不花在窝里斗上。———这一切,怎么扯上他妈的媚外?面对彬彬有礼的洋大人,我们难道不自惭形秽,反应该“不忘本”到底,横眉竖目到底?古书曰: “知耻近乎勇。”死不认错只要情绪冲动,捶胸打跌,就可功德圆满。而知道啥是羞耻,不但需要勇气,更需要智能。
──铎民先生在“自惭形秽”下,紧接着“妄自菲薄”,这两句话同样没有因果的必然关系。自惭形秽固然可能妄自菲薄,但也可能突然醒悟、发愤图强。日本老爷的明治维新,就是这么搞起来的。情绪激动的夹缠,属于风火轮战 术,中国人特质之一。
美国一位教授写了一本《日本第一》,没有一个美国人怒詈他崇洋媚外。柏杨先生只不过写了几篇仅涉及到皮毛印象,便翻天印乱飞。呜呼,你就是掐着我的脖子,我还是要嚷:“绝对崇洋,但不媚外!”还请读者老爷思量。
集天下之大鲜
殖民地意识下的社会,以母国的语文为最高级、最尊贵和最神圣的语文。中国虽然没有当过殖民地,但中国人有殖民地意识。留华学生白安理先生,意大利米兰人也,在台湾八年,他发现他去店里买东西,讲中国话时,店员爱理不 理,可是一讲英文,店员马上就变成了马屁精。以致白安理先生虽然中文呱呱叫,当买东西时,仍是用英文。呜呼,白安理先生也属于少见多怪,固不仅店员如此,他如果到高阶层打打转,恐怕他会发现英文更威不可当。今年(一九七八年)六月二十四日台北《联合报》上,有一段新闻,一字不改,恭抄于后。
新闻曰:
台湾邮政的服务良好是出了名的,但是也有服务不周的时候。纽约州立大学校长约翰托尔,最近到台湾访问时,曾希望透过台湾良好的邮政服务,去约晤一位学生家长,却令他失望了(柏老按:把“寄一封信”写成“透过良好的邮政服务”,以加强压力,可谓神来之笔,真得递佩服书)。
约翰托尔校长,到我国访问时,住在台北圆山饭店,他用英文写了一封信给他学生罗玉珍的家长,希望见面谈叙, 结果因这封信未附注中文地址,由于时间耽搁,待罗玉珍的父亲罗明鉴收到信时,已过了约定时间,托尔也已返国。罗明鉴认为邮局把此信退回很不合理(柏老按:好一个不合理)。
托尔校长于四月二十四日,随美国大学校长访问抵华,在二十七日写信给就读纽约州立大学罗玉珍的家长,约定二十九日下午七时见面叙谈,结果这封信五月初才送达罗玉珍家里。
罗明鉴指出,他收到信时,信封上虽加注中文地址,但邮局已加盖“退回”的戳记,上面并注明“寄交国内之外国邮件封面,应附注中文地址”字样,显然是此信退回圆山饭店后,再由别人加注中文地址的。
罗明鉴说,外籍人士不一定会写中文,邮局上项国内函件应注中文地址的规定,应仅指国人相互通信而言,对外籍人士投寄未附注中文地址的信封,照理仍应立即按照所写英文地址投送。
台北邮局人员表示,此信可能是被邮政人员误认为是国人投寄信函,以后决予改进。
这则新闻真是集天下之大鲜,这位可敬的罗明鉴先生因未能及时晋见洋大人,失望后跳高之情,跃然纸上。邮局明明规定:“寄交国内之外国邮件封面,应附注中文地址。”罗明鉴先生却解释为:“应指国人相互间通信而言”,“对外籍人士投寄未附注中文地址的信件,照理……”呜呼,照理,照的是啥理?一封英文信寄出,邮局老爷是不是都要拆开瞧瞧,如是洋名就照寄,如是单音节就退回?有些华裔的美国人,如中国原子科学之父孙观汉先生,行不改名,坐不改姓,一直用的是K. H. Sun,根本没有洋名,邮局老爷又如何分辨。如果只看信封,又怎么知道他是“外籍人士”和“内籍假洋鬼子”?这还不说,中国人在美国用中文写信,行耶,不行耶?阿拉伯人在台湾用阿拉伯文写信,泰国人在台湾用泰文写信,又是行耶?不行耶?邮局老爷迫不及待地承认错误,真不知错在哪里,误在何方?又拍胸脯保证改 进,更不知哪里可改,啥地方可进。
我们对这种现象,没啥可说,只是提醒一点,在如此强大的殖民地意识、洋奴意识压力下,中国人的嘴脸,已经大变,变得可憎!
你这样回答吗?
──比裔美籍司礼义神父谈“丑陋的中国人” 张香华
耶稣说了这话,旁边站着一个差役,用手掌打他说:“你这样回答大祭司么?”耶稣说:“我若说得不是,你可以指证那不是;我若说得是,你为什么打我呢?”
──《约翰福音》十八章二十二节 和司神父相处,常给你惊奇的经验。
在馆子里,面无表情的女侍把菜单扔到我们面前,司神父悄悄问我:“你知道她为什么这种态度?”我还没找出适当的答案,他却幽默地说:“她不喜欢我。”
街上,几个年轻女孩走近,司神父望着T恤上印着外文的一位叫我看,我说我不懂法文。司神父为我翻译,那几个字的意思是:“来乱搞我!”他摇头叹气:“她一定不知道这个意思。”
司神父住在台北市万大路附近,那一带拜拜风气很盛,大街小巷处处是庙宇,和私人开设的神坛。司神父告诉我: “昨晚这里上演酬神戏,你知道他们演什么?”我答:“布袋戏。”心想这回一定答对了。谁知司神父的答案是:“他们表演脱衣舞。”
──今年七十余岁的司神父,是比利时裔的美国人,前后十余年在中国内地以及台湾的生活体验,使他对中国十分熟悉,加上他是中央研究院研究殷墟文字的学者,他对中国语言、文字、民俗的研究,已有五十年之久。从一九三○年起,司神父开始习中文,曾经是赵元任、陈世骧两位语言学家的学生;一九五五年得柏克莱加州大学东方语言学博士, 他精通英文、法文、德文、俄文、希腊文、拉丁文,熟谙中文、西藏文、蒙古文、梵文、日文。一九三七年,他到中国内地北方,一面传教,一面做中国民俗研究、歌谣收集工作,并用英、法、德文等多种语言,发表过学术论著三十余 种。
我告诉神父,我很吃惊,因为他老是提醒我这个中国人,身边许多习而不察,或察而不觉的现象。我心想,为什么不请他就“丑陋的中国人”这个主题,说说他的看法。以他对中国人的了解之深,对中国人的感情之浓,加上他来自西方文明世界的精神,他丰富的学识和修养,一定会给我们带来跨国性和跨民族性的启示。
司神父说:“你不在乎我的话令你惊奇?” 我说:“我正在期待你给我最大的惊奇。”
司神父本名Paul L-M. Serruys,司礼义,是他的中国名字,从这个名字,看出他受中国文化的影响。可是,司神父答复我的礼义之问,却说:“礼,是很好的东西,是人类行为的规范。但,中国人只讲礼,不讲理。于是礼的好处就变了质。因为礼应该接受理──正确的原因(the right reason)的指导。”
“义难道不是正确的原因?”我说:“我们中国人一向有‘礼义之邦’之称。” “礼义之邦?”司神父沉吟一会,“我没听说过。‘义’字的英译,应该是Right 或者还有一个意义相近的字
Justice。可是我认为中国人最缺乏的,就是社会是非观念(Social Justice)。中国人讲的义,是用来要求别人而设的,人人都觉得自己是例外,可以不必遵守。也就是说,中国人的‘义’是双重标准。”
我问:“从什么事情,使你对中国人产生这样的印象?”
“交通现象就是一张中国社会的图画,”司神父说,“中国人对作为一个国民,应该尽什么义务,完全没有观念。交通规则在中国,只是订来要求别人遵守的,自己不但不遵守,一旦受到指责,立刻觉得没面子。又譬如说,我今天这样批评中国人,大多数中国人的反应,恐怕是生我的气。平时,常常有人说我太骄傲,或者来劝我,不能用西方文明世界的标准谈论中国人。其实,我很不愿意伤中国人的感情。”
“不见得人人都会生你的气,我就不会,”我说,“我也不怕感情受伤,我就是盼望听听你伤中国人的心,伤得有没有道理。”
司神父举一个例子:有一次,在一项学术会议讨论过程中,司神父提出与某位中国学者不同的意见,对方从头到尾都不理不睬。甚至从一开始,这位学者听到司神父有不同的意见,就非常不高兴,立刻面露愠色,拒绝和他讨论。第二天,司神父亲自到这位学者的办公室,准备再试试和他沟通。谁知道学者明明在办公室,却教秘书小姐说:“不在。” 司神父只好知难而退。
“所以,”司神父说,“我觉得和中国人讲理,比登天都难。有时候,你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。因为,他用逃避问题的态度来对待你,使你无计可施。其实,根本的原因是,他不想讲理,因为讲理会使他失去面子。你想,连学术界都只讲面子,不讲理,造成权威和垄断,又如何能要求一般的人民讲理?”司神父接着说:“当然,有时候,我和中国学者在一起讨论问题,我提出不同的意见,也有学者会说:‘我不同意你,不过,我现在说不出道理,等我回去想想,再来和你讨论。’然而,能用这种态度来讨论问题的,实在没有几个。”
我问:“你是不是认为中国人讲礼,妨碍了讲理?” “其实,讲礼和讲理,是可以同时进行的,”司神父强调,“但必须经过学习,同时要有起码的彼此尊重,能力也
要相称,才能够讲理。至于‘礼义之邦’大概是中国人后来附会的说法,应该称‘礼乐之邦’才对,因为中国历史上说周公制礼作乐。”
司神父对中国古籍了解之深,令我惊讶。 “纪元前五世纪苏格拉底时代,希腊人自称是‘理乐之邦’,”司神父用笔写出中文“理”字,表明不同于“礼”
字,“他们非常重视音乐,认为音乐是理的完美表现,理如果脱离音乐,就像人生失去了美。希腊人的人生哲学,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:kalos k'agathos,前面一个字kalos,是‘美’,后面一个字agathos,是‘善’,中间一个k'是kai 的简写, 是‘和’的意思。希腊人认为,人生最高的境界就是达到kalos k'agathos,美与善合一。善,存在于理中,美,表现在音乐里,所以,希腊人自称‘理乐之邦’,和中国人自称‘礼义之邦’,是很有趣的东西文化对照。”
我静静地听着。 “不过,”司神父说,“中国人讲‘礼’,却只是虚礼———面子,‘理’则受到压抑,不能伸张。且音乐的艺术
功能,在整个中国文化发展中,一直受不到重视,连带和文学结合的戏曲,也发展得很迟。直到十三世纪元朝,蒙古的
统治者,还不懂向中国民间艺术伸出政治高压的巨掌,中国戏曲才开始得到萌芽。” 中国人的礼,就是面子,司神父的话像一记春雷。
“另外和音乐相关的诗歌,中国也和希腊诗歌,大不相同,”司神父说,“中国人没有史诗(epic),没有像荷马那样壮阔的史诗。中国人的诗,常常只写一己、一时、一地的感受。诗意(image)虽美,但只注重个人,不着重对大自然的观察和描写。即使写,也只是用来烘托个人的感受,更不要说对整个民族观照的史诗。还有一点奇怪的是,蒙古人和汉人不同,蒙古人有史诗。”
“这个原因是什么?”我问。 “我还不是很清楚地知道,只是发现这个现象。也许你可以告诉我,中国人为什么轻视这些?”
听到司神父的问题,然而,我的思维却仍环绕在他前面讲的“中国人的礼,就是面子”那句话上久久不去。我回想起,不久前和司神父一起用餐的一幕: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,有一家装潢十分高雅考究,取个洋名叫Royal,中译作 “老爷”的餐厅,三楼的明宫厅供应中国菜。我们去的那天,生意非常好,等了一会儿,终于等到一张刚空出来的桌 子。司神父和我坐定后,女侍把前面客人吃剩的菜肴撤去,就在染了一摊酱油污渍的白桌布上,加铺一小块橘红方巾, 立刻摆上我们的碗筷。她的动作,娴熟而自然。司神父等女侍走开后,指着露出酱油污渍的白桌布,说:
“你看,这就是面子!加上一块小红巾,就有了‘面子’,下面是什么,肮不肮脏,就不需要计较了。” 平时,常听到有人说:
“这是太不给面子了……”
“不给面子,就是存心跟我过不去嘛!” “赏脸的话,请……” “这样做,真是够有面子……”
这类话,在我们日常生活中,岂不比比皆是!在这一张张“面子”之下,我们中国人是不是忽略了“里子”?我们的生活中,类似“老爷餐厅”高贵的金碧辉煌之下,掩盖着多少酱油污渍,又有多少人注意到?
神游到这里,才想起我无法回答司神父的问话,于是我问: “你是语言学家,从语言上,中国人的思考方式和西方人有什么不同?” “中国人的语言,和其他国家的语言,并没有不同,”司神父简洁地说,“中国人常常喜欢自负地说,中国语言是
独一无二的,这个态度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的态度一样,其实,这是肤浅、幼稚的说法。”
“中国语言动词没有时态变化,”我说,“名词没有单数、多数之分,不是和西方语言不同吗?” “那只是表达方式不同,并不是语言系统、思考逻辑上的不同。例如:中国人用‘过’、‘了’表示时态,用‘两
个’、‘三个’表示数量,并不是说中国人没有时态或数量观念。中国人可以用语言,把思想表达得非常精确。问题关键在,中国人想不想表达得清楚?如果他不想表达清楚,他就可以表达得很模糊。”
“请进一步说明,好吗?”我请求。 “中国语言在文法上,可以省略主词,英文却绝对不能。因此,你如果存心想讲不清楚,也可以用语言使别人误
会,”司神父说,“中国人在语言上,并不特殊,我认为真正特殊的是中国的文学,那里面有中国人特有的精神。可
是,现在研究自己文学的中国人,偏偏拿中国的文学来和西方文学并论,用西方人研究文学的方法来做‘比较文学’, 用这个方法研究中国文学,是行不通的。”
“你的意思是说,语言只是传达观念的工具,观念差异,言语就有差异,是吗?”我问。司神父同意地点点头。 “你认为是什么样的观念,影响中国人生活形态最大?”我接着问。
司神父直截了当针对我所盼望听到的主题,说:
“我认为造成中国社会落后,有一个原因来自中国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太大。孟子说:‘劳心者,治人;劳力者, 治于人;治于人者,食人;治人者,食于人。’这句话支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,使中国人的知识无法实验, 知识和技术无法运用在日常生活上。而西方的学者往往是手拿钉锤、斧头的人。在西风东渐之前,中国学者,是不拿工具,不在实验室中做工的。西方的知识、技术,却在实践的过程中,获得不断的修正和突破。而中国人纵有聪明的思考力,精于算术,很早能发明火药、罗盘、弓箭,却没有办法推动科技,发展机械文明。因为,在儒家思想影响之下,高级知识分子的领导阶层,轻视用手做工。机器的发明与运用,只限于末流的平民阶段,大大地阻碍了知识的发展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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